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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历史上贤明的皇帝，“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则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要么开辟了一个时代，要么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了历史的顶峰。然而，其中有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汉武帝刘彻。
    笔者之前一直听说汉武帝很厉害，但是只是停留在“不明觉厉”的阶段。然而仔细看过他的生平后，突然产生一种感觉：纵观汉武帝一生，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征伐匈奴了。其他的，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期搞得巫蛊之祸，客观地讲都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那么，汉武帝究竟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吗?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纵览一下汉朝当时的国情。国家初立，经过文景两代休养生息，国力得到极大恢复。武帝登记时，全国人口已达到5000万，这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此时的汉朝度过平稳发展阶段，国力充盈，兵强马壮，于是公元前129年开始改变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并开始实施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19年，汉军取得漠北之战胜利，匈奴主力几乎被完全消灭。从此，匈奴丧失入侵中原的能力，被迫向汉朝俯首称臣。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个问题：汉武帝虽然对匈奴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匈奴并不是在武帝时期被消灭的。野蛮的游牧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元气恢复得快，武帝晚期，匈奴趁着汉朝国力开始出现亏空，再次进犯汉朝边塞。公元前89年，汉武帝被迫向匈奴上供米酒1万石、粮食5千斛、丝绸1万匹和岁币，并以汉女为和亲公主。因为用并不利，汉武帝晚年几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均告失败。而此时，汉朝人口已经不足2500万，也就是说，汉武帝拿着2000多万的人口打了不过数十万的匈奴人，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真正征服匈奴的，实际上是汉武帝的曾孙子汉宣帝刘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汉武帝在其他方面的作为。政治上，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著名的就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我们之前很多次提到过，汉武帝将董儒学说放在正统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奴化百姓思想，压迫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当然，此举措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发展来说，消极作用还是无法忽视的。
    相比之下，武帝的政治手段相对高明许多。公元前106，为加强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监察，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前115，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从此国家垄断了铸造钱币的权力，对后世影响重大。

汉武帝在位时平定南越，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讨伐大宛，致使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不得不说，中年以前的汉武帝政治作风硬朗，手段强硬略为残忍，但是能够任用贤能，对国家发展有一定贡献。然而，连年的征战使国力严重耗损，财政赤字不断增大。此时武帝不得不提高税收，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同时，他还笃信神学，求仙问道，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俨然一副亡国君主的模样。
    公元前91年，愈发昏聩的汉武帝还听信谣言，诛杀太子刘据。虽然后来幡然悔悟，但已是亡羊补牢。但武帝的胸怀在于他敢于认错，晚年一番“罪己诏”拯救了他自己，同时也拯救了游走在崩溃边缘的大汉帝国。幸好武帝之后的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都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朝才达到了真正的鼎盛时期。

笔者认为，武帝前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举措得当(罢黜百家除外)，征讨匈奴的战略眼光卓越，用人方面无可挑剔，是名副其实的明君。后期没能巩固前期的成果，反而没有明察民情，穷兵黩武，加上追求仙道，以求长生不老。听信谗言，误杀一位杰出的帝国接班人，可谓失误连连。但是汉武帝承认错误的魄力值得赞扬，终其一生，功六过四较为客观。
    既不是宋太祖与秦始皇这样的开拓者，也不是唐太宗这样的建设者，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也相当尴尬。只能说，是强汉的光环造就了他;作为文景与宣帝两个伟大时代的过渡者，刘彻实际上比历史塑造的汉武帝形象要稍逊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