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的烽火早已远去，但关于这场战争，总有一些自称“历史真相”的谣言在网络上流传。前些年最流行的谣言，是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牺牲问题，但这种把“牺牲大”等同于“贡献大”的说法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幸好历史自己是会说话的。通过日军俘虏这一抗战中的“特殊”战果，我们足以管窥抗战中敌后与正面战场抗战的不同特点。
“日本俘虏怎么就这么难抓？”这是二战中曾与日军交战的中苏美等国的共同感受。各国史料中，日军宁死不当俘虏的记载屡见不鲜，而各国的影视作品中，也常见日军攻击对自己施救的救护人员等不人道行为。在丧失作战能力或认为战局无望时，日军甚至会进行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自裁”。
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几种可能：1、主动投降。在战局无望时，由指挥官下达命令成建制主动投降，或者单兵丧失斗志、反对自己部队的观念或行为，因而投降或者向敌方主动投诚。2、因为受伤或失去战斗能力，与部队失散，在抵抗失败后被俘。 3、被对方在战斗中制服——俗称“抓舌头”。
在中国战场上，由于抗日武装都缺乏重武器，很难看到在太平洋战场上常见的重武器震晕失能被俘的日军；同时，日军通常能在战场上占上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救护和后送；即使被击溃，日军部队放弃的伤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杀避免被俘。
当时国民党军的军事素质差，主动性差，很少实施“抓舌头”行动。而在敌后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更加明显，“抓舌头”通常得不偿失。因此，总体来说，日军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
正是由于上面这几个原因，再加上国民党军本身的组织混乱，今日我们连“国军”精确的俘虏统计数字都很难找到。笔者搜集到的数字大概如下：
国民党军俘虏的首批日军是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但并未提及具体人数。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 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
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迁到宝鸡县。从1939年起到抗战胜利，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该收容所收容的俘虏中包括“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抗战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军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俘虏的很多日本兵转送到了这里。另外，该俘虏收容所有一些战俘是日军飞行员，是空袭大后方被击落后俘虏的。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再迁长沙，随战事的发展，后设在贵州镇远县(有分所设在重庆刘家湾)。1944年2月日军占领独山后，又迁到重庆鹿角场。根据资料，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军人，也有俘获的日军家属、日本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商人、役夫等。
抗战时期日本战俘在晋察冀成立反战同盟
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方面有关日军俘虏的数字统计也就这些了，国民党军只有这两个收容所。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关押的日军俘虏(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军转送的)，包括日军家属、慰安妇、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在内，共计大约1200名左右。此外，滇缅之战中，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把这些数字和两个战俘收容所的数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属、慰安妇、日本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八路军转送的日军俘虏统一计算，国民党军方面在抗战中抓获的日本俘虏，总共为2094人。
国民党军的俘虏数据与日本史料中统计的数据较为接近。根据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而冈村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也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记载，在敌后战场最困难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军俘虏442名日军。自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 343旅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各年份统计数字如下：
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俘虏428人； 1943年6月～1944年5月，俘虏 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虏2156人(包括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被击溃后俘虏的日军)。总计6213人，是国民党军俘虏日军人数的3倍。从国共两军俘获日军军官的情况来看，国民党军抓获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是中队长(相当于连级军官)，共有2人。而共产党抗日武装俘虏的日军中，有3名大队长（相当于营级军官）。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产党抗日武装投诚。这在以“死硬”著称的日军中简直不可思议。
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生俘日军已经比毙杀日军难得多，而改造、争取日军加入我军则更为不易。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有34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虽然受军国主义洗脑后的日本士兵对敌人和自己人都十分残忍，但中国军民还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共抗日武装能够战胜日军，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思想上的“战斗力”强。
日本的“武士道”也好，军国主义洗脑也罢，说到底都是反动的、落后的，甚至是封建的，在中共的思想武器面前本就没什么“战斗力”。事实证明，只要能够打破禁锢普通日本士兵的思想桎梏，他们也是可以获得新生的。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自己就是一支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阀军队，惟一的凝聚力来自当时刚刚初步觉醒的民族主义精神。
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只能与日本人更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迎头相撞，这个时候无非是看谁的拳头硬。
此外，中国的共产党武装，一向重视做敌人的思想工作，效果卓著。即使是在朝鲜战争中，也出现了美军黑人工兵连集体投诚的著名事件。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作为一支连自己的士兵都掌握不了的落后军队，更别提对敌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了。
最后，中共抗日武装在战争后期已在战场上对日军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很多时候都能将日军围困在孤立的据点中，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投诚投降更是成为常见现象。而国民党军直到日本战败前夕，还在豫湘桂会战中被日军打得千里逃亡，甚至直到投降前，日军还计划再发起大规模进攻作战。
可以说，抗战中国共两党俘敌情况的对比已经昭示出，中国共产党日后必将把古老的神州大地荡涤一清的趋势。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时，日本举国在军国主义狂热洗脑下，日军士兵认为自己的战争是“圣战”，“政治热情”极高；同时，作为一支东亚国家的军队，日军以被俘为耻辱，军国主义“武士道”更进一步把这种对被俘的恐惧推向极限。即使在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下令投降后，依然存在日军部队成建制拒绝投降、继续作战的情况，日军之疯狂可见一斑。
从政治上看，日军士兵受神道教与日本“武士道”思想洗脑相当彻底，死忠于天皇，自认为进行着“正义”的圣战。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打败他们，就难以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他们。
从军事上看，日军一直走精兵路线，比如日本海军就有“月月水火木金金”的练兵口号（意为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进行严酷训练），这使得日军军人的军事素养颇为高超，这种“自傲”是他们死硬思想的支柱之一。
从历史传统看，日本社会中等级分明的传统也传承到日军之中，辅之以日本传统的“武士道”思想，这让日军上上下下等级森严，上级对下级的各种欺压被视为理所应当。即使是在思想上被“击败”，这种“传统”也会禁锢着日军士兵，驱使他们做出疯狂的行为。
从纪律看，日军军纪残酷到毫无人性，下令自杀攻击被视为稀松平常，下级士兵也常毫不犹豫地执行。日军远征国外难以回国，身处高度危险的敌对环境，日军依然能忠于天皇、执行命令。这种高压下积累的负面情绪，在面对中国军民的时候就有变态的释放。再加上后勤不足，奉行“现地自活”，导致日军掠夺成性。对报复的恐惧，也导致日军士兵极度害怕被俘，因而选择死拼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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