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诸葛亮病逝军中，杨仪等人遵循诸葛亮遗命组织撤退。为了防止魏延抗命，特意派和魏延关系不错的费祎传令。但听到费祎转达的诸葛亮遗命的文件精神，特别是听见昔日政敌杨仪突然之间被委以出来主持大计，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马上向费祎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并且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 魏延提出继续北伐的方针是对，但此时不是时候，诸葛亮刚刚过世，军心动荡，自然无法与司马懿对战。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看出魏延不肯遵命，就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此刻，魏延的早已是怒火烧心，失去理智了，做出自己人生最坏的一步棋。当时，魏延正确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与杨仪的意气之争，先放下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等撤回成都在做组织结论也不迟。就当时的地位而论，魏延是蜀国的大将，直接掌管兵权，杨仪不过是诸葛亮身边的长史，明显魏延的地位在其之上，何况诸葛亮也没有把自己的接班人，蜀国的军政大权的掌握者指定为杨仪，回到成都之后，魏延依旧会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军权不变，没准还会受后主刘禅的重用。但魏延却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阻止杨仪等人撤退，自然会被外人认为他心怀不轨。 这时，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犹豫不决的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这是因为魏延平时人际关系就处理的不好，趾高气扬，对诸葛亮也不够尊敬，何况他又是掌握前线部队的大将，手中握有军权，杨仪不过一介书生，丞相长史而已，更者军人以服从命令听指挥为原则，魏延在关键时候带头违反诸葛亮遗命，自然引人误会，所以大家都相信魏延有能力造反，杨仪则不会。这样蜀国高层和舆论一直认定了魏延谋反，魏延这下难自白了。而魏延更是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看自己的部队四散而去，在没能力对抗杨仪，无奈下。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从魏延逃往汉中，而不是逃向曹魏方向，看出来魏延根本不想谋反，而是想回到蜀国，继续除掉杨仪。如《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但此刻杨仪再不给他机会，派马岱追来，斩杀魏延父子。 杨仪此刻的做法也有点公报私仇，其实他完全可以活擒魏延父子，交予后主刘禅发落，但他却下令斩杀魏延。之后杨仪的表现更是完全报复个人的私怨，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他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彻底报了当年的怨气。 不过，杨仪的结局也不好，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不满的杨仪向费祎等人发了牢骚，“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样的反动言论。结果被人揭发，被贬为庶人，而丢官后的杨仪，继续上书诽谤朝廷，最终被朝廷逮捕，自杀而亡。 就此，魏延之死的事件，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整个事件却引人深思。整个事件中，魏延谋反之说，可以说是子无虚有，甚至是冤枉的。但在诸葛亮逝世后的过激举动，也是魏延任性为之，缺乏深思熟虑的结果。正如陈寿所言：“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而其中的杨仪公报私仇的打击报复，诸葛亮在对魏延、杨仪关系调节，和自己身后对魏延的使用安排的一定失误也是造成魏延之死的悲剧发生的原因。魏延死后，蜀国再无名将，除姜维外，只剩下廖化、张翼等普通将领了，再无能力与曹魏抗衡，最终不得不走向了亡国的道路。这些经验教训，也足以让我们后人以史为鉴，警醒为戒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