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孝宗时，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演义》作序指出：“关张之义，尤宜尚也。”经过罗贯中艺术加工的关羽形象正是忠义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而大走红运。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时，将其神位晋级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敕封令下，“关帝庙宇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风刮进宫廷，明天启年间(1621-1627)，“宫中竖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关羽更是卖力，究其原因，似与清之立国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个《三国演义》迷，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在统一关外的战争中，努尔哈赤所率领的旗兵几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了神化自己，把人为的胜利因素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成得到关羽神佑。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为“忠义神勇关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为“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立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比肩。 既然关羽之“义”是封建统治者吹捧出来的，为什么民间也奉行不悖呢?这当与唐宋直至明清时代的社会组织变化有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同刘备曾“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小说据此衍化出一系列的义举，如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义释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岗更是对此推崇备至，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 明清时期，城市无业游民与帮工日益增多，为了增强谋事的力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帮会。帮会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与异姓诸家，较难纯粹利用原先的血缘乡里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往往转用江湖义气作为团聚的手段，称兄道弟的异姓兄弟多了，这得通过结义的形式聚会一起，就是拉帮结派或秘密会社聚众的一种常见手段。异姓结为金兰，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与共、亲如一家。刘、关、张结盟时发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结义誓言，就是明清之际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许多的人之所以崇信关公，并不管有没有神灵的存在，往往是因其“忠勇盖世”与“义薄云天”的品行与气节所感染。而古之“忠义”，实质上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忠诚信义”。当然，也有更多的信徒也十分确信关老爷是有神灵的。但是，不管他有没有神灵的存在，只因崇信者对关公神灵或关公精神的长期不懈的执着的追求，只因崇信者在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中，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其“忠诚信义”的关公精神，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的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中，进而又自觉不自觉的展演在自己的言行上，从而，使得信徒们自自然然、渐渐过渡为一个忠诚信用的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