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7日，宋教仁搭乘晚班轮船前往广州准备参加战斗。他到达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广州城门紧闭，清兵正在码头严加盘查。宋教仁无法上岸，远望城内火光，叹了口气，重返香港。 从香港回到上海，宋教仁继续担任《民立报》主笔。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总务干事。 会后，宋教仁委派谭人凤前往湖北，促成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成立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 9月，共进会和文学社准备动手。当时黄兴在香港，孙中山则在更远的美国，谭人凤又生病住院，湖北革命党人派代表来上海，请宋教仁前去武汉领导起义。宋教仁大喜，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可就在这时，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派人给宋教仁发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近期恐怕不能发难。 宋教仁又犹豫了。此时已是10月8日，宋教仁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辞，留在上海观望。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新军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宋教仁拿着电报，跌足长叹。 从南京，到上海 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这是宋教仁的信念。为亡羊补牢，10月底，黄兴和宋教仁一起抵达武汉。 宋教仁准备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这个提议遭到以吴兆麟为首的起义军人反对，结果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渡江到前线去同清军作战。 宋教仁则被命令协助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处理外交事务，这个工作不能说不重要，却没有实权。郁闷的宋教仁只好重拾他最熟悉的宪法专业，与孙武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这个草案宣布“人民一律平等”，规定了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私有财产等重要权利，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图。 但是留在武汉的宋教仁，再没什么事可做。11月10日晚上，宋教仁给黄兴写了封短信，然后同他的日本友人北一辉一起乘坐小船，冒着两军对射的炮火穿过江面，顺流东下。中部革命已成功，他要去南京，去长江下游地区打开新局面，建立一个由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谁知时机又不对。11月14日，宋教仁到达南京城下，老远就见城门上黄龙旗随风摇摆，漫山遍野都是磨刀霍霍的辫子兵——这是张勋的部队，正在城里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剪了辫子的青年一律捉去杀掉。 宋教仁吓一跳，只好又往上海去。他希望黄兴坚持留在武汉，不要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可是黄兴听说各省都督要在上海开会，便动身来沪。宋教仁在日本时就神经衰弱，这时急得更睡不着觉，他对北一辉说：“您不下围棋，可知道走错一子，会使全局变输。我考虑到天亮，觉得恢复局势的办法，只有赶快拿下南京。”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宋教仁喜出望外，给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打电报，大呼：“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按照宋教仁的设想，中华民国应该定都南京，由黄兴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掌管军事，自己负责行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