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入狱的老外如何谈论邓小平 我在延安和西柏坡都没见过邓小平，后来跟他的直接接触也不多。我第一次注意邓小平，是1956年八大前后，他发表了一些关于党内民主的谈话，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我觉得谈得很好。 我还听过一个传达，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级的民主。 上世纪60年代，斯里兰卡专家来了，邓小平请了少数左派专家吃饭，他讲了话，没什么特别的，态度很和蔼。 后来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来华，我跟这位总书记是好朋友，事后他跟我抱怨，对会谈不满意，说以前跟周总理谈，谈得很深入，听后很有收获；邓则什么都不跟他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到一些材料，说毛对邓提出批评，而这些批评看上去只是一些闲话，如说邓开会的时候坐得离他远远的，“躲着我”，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意思。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邓小平，他一个人坐在休息区喝汽水，情绪低落，我想过去跟他拉拉话，但他显然不愿意谈话，我只好走开了。以后没再见过他。 我从监狱出来后，通过邓林给邓小平写过信。我说，外国专家的贡献很大，但如果禁止他们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就不会把所有能量都发挥出来，效果不好。我还说，新华社领导对外国专家严格保密，什么都不让他们知道，我提了意见，另一位资深的美国专家艾琳也提了意见，都没有用。他们声称是为了保守国家机密， 但我觉得，他们所谓保守机密，其实是怕外国人看到他们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怕他们提意见、批评。我还说，过去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一个秘密没守住，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党组织的毁灭，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会因为一个秘密泄露而垮台，相反，如果跟外界关系搞不好，问题就可能很严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