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1931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1951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被捕，一直关到1974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于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每个月有80元的生活费。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党中央有关部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