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作品对当时社会批判 《药》作为揭示铸成辛亥革命悲剧原因之一的作品，其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就是小说中描写革命者夏瑜牺牲时的示众场面：一清早就有“三三两两的人……潮一般向前赶”去“鉴赏”杀革命党人的“盛举”，他们是那样的津津有味而又无聊好奇：“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为了解救民众的苦难，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可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却是被当作看戏一样地观赏。难怪鲁迅悲愤难平指责这些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把世间万事当作一出戏。正如旧时戏台对联所说的“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而他们则“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便看了滑稽剧。北京洋肉铺前常有几个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这里，鲁迅显然是把革命烈士秋瑾为原型的夏瑜当作看客眼中的异己者，其献身却被这样一群麻木不仁者当作观赏的材料，这是一副怎样的叫人绝望的图景！ 这样的一群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所观赏玩味的是代表革命和反封建势力的先驱。因此，他们甘当一群盲目的看客，以尽其快意。在《阿Q正传》中，鲁迅笔下的阿Q在向未庄的人们讲解杀头的场面时这样说道：“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以至连听的人也出神地伸长了脖子。与之相似的是鲁迅在杂感《铲共大观》中所叙述的，长沙市民所表现的厚重的麻木相：“……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在鲁迅看来，这种麻木的看客心理，正是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中国积弱不振的缘由。 鲁迅先生在论及国民劣根性的成因时曾指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坏根性，是经过许多人的经验教训之后形成的。”他说：“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于是人们只要事不于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看客是如此的穷极无聊，是如此的灵魂麻木，但人数又是如此之多。 面对中国民众“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尽看热闹的这种思想里的荒原，精神上的沙漠的现象，鲁迅通过对国民的示众，间接而直露地暴露了国民庸众意识的弱点。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共十四篇，主人公有好多，你具体指那一篇。你的问题问得有点不合适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对当时的中国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即使是有，这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确，奴隶社会时自不必言，进入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百姓们仍然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仍然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统治者除了奴隶主的野蛮强迫性外，更是采用了儒家理学与佛、道思想三家三位一体的方法来麻痹、禁锢广大民众的精神生命。儒家强调民众要“忠孝礼义”、“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佛教、道教强调主观精神的自我完善，劝世人把重心放在对来世的追求上，讲究重内不重外、重灵不重肉、重情不重理。经过这种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的历世教化，对于民众来说，获得当世安宁与来世幸福的途径便只能甘当奴隶，逆来顺受，盲目愚从。这样的结果，统治者的统治稳定了，而作为人的活力却消失了，人的个性意识淡化了。失去了个性的人和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和先驱者，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传统文化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坚定地把“改造国民性”作为了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