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邝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