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一九二八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般所称的“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期间，曾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年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的“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这一套漂亮话。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员，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首领。阎、冯发动反蒋之时，汪已回到香港，他一面支持南方张发奎、李宗仁等的反蒋军事行动，一面又与阎、冯信使往还，随时准备北来，以促成南北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当时改组派内对汪北来看法不一，中下层骨干多数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幸胜不过以暴易暴，失败则不可收拾。汪本人及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故倾向于北来。一九三○年三月，陈公博、王法勤先汪北来与各方接洽，察看虚实。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也在平津一带活动。阎锡山最初忙于部署军事，三月二十八日，才要赵丕廉陪同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一同赴太原相嗯，初步交换了关于党务和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意见。阎并请陈、王等电促汪精卫北来，他自己与冯玉祥也先后发电敦促，并派代表速驾（河北老国民党员李锡九曾代表阎、冯到港迎汪）。陈公博回平后，还在北戴河看过一次张学良，探询张对政局态度。张那时只愿多听各方意见，不肯贸然表示明白的态度。随着阎、冯倒蒋军事局面的逐渐展开，当时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由谁来召集扩大会议的法统问题上发生争吵。改组派认为既然反对蒋介石的三全大会，则国民党二届中央就是合法的领导，扩大会议应由二届中央召集。西山会议派认为他们曾因反对容共而被第二次代表大会开除党籍，他们自己在上海产生了二届中央，如今合作反蒋，就应由两个二届中央联合召集。改组派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二届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搞什么合并召集，就是自坏党统，徒授蒋介石以口实，且不能说服改组派的各省市和海外组织，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改组派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及其机关报《民主日报》，与当时以国民党另一个小组织“大同盟”为基础的各省市党务联合会及其机关报《联合日报》常常针锋相对，互相攻讦。阎、冯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因而更有促汪北来亲自主持之必要。汪精卫鉴于南方张、桂反蒋军事失利，也觉得非北上不能打开局面，乃于四月十三日复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办事处一电，表示“即当摒挡就道，共策进行”。这时，南京已正式下讨伐阎、冯之令，并有长令历数阎罪。蒋介石亲赴徐州督师，阎、冯也均赶往前线，大战展开。汪精卫于七月二十三日自日本门司乘日本长城丸抵津，旋转平。八月四日，汪、阎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随汪前去之各派人物，在汪、阎主持下开全体会议六次，对汪起草之党务宣言、扩大会议七个基础条件、组织大纲、常务委员人选以及组织政府等重大问题，均取得同意。八月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并决定以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七人为扩大会议党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扩大会议除了公布七个基础条件，发表党务宣言外，并按照组织大纲，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及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均采委员制。各部、会互推秘书主任一人，执行决议及整理部务、会务。组织部因须负整理党籍、建立各省市机构及筹备召开三全大会之责，各方均注目，最后始决定由汪精卫自兼秘书主任，委员为汪精卫、邹鲁（西山派）、陈公博（改组派）、赵丕廉（代表阎）、朱霁青（改组派，东北人）五人。宣传部由顾孟余兼秘书主任，委员为顾孟余（改组派）、张知本（西山派）、薛笃弼（代表冯）、潘云超（改组派，河北人）、傅汝霖（西山派，东北人）。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由覃振兼秘书主任，委员为覃振（西山派）、白云梯（改组派，蒙古族）陈嘉佑（湘籍军人，也算改组派）、陈树人（改组派）、商震（代表阎）。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改组派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则阎、冯声明党务推重汪；二则改组派在各省市和海外皆设有组织，拥有一些国民党员；三则参加扩大会议的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是改组派。而西山派只有几个上层，中下层人数很少。至于以大同盟为基础的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除了阎锡山军政势力所及的省市略有临时组织外，其他无甚影响。冯玉祥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前方军事，而他的重要党政干部如郭春涛、黄少谷、邓飞黄等均参加了改组派。阎锡山左右也有改组派分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