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工商立国、富强救国的口号，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当中，郑观应比较早而且有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近代化的内容、途径、方法、目的和意义。在《救时揭要》一书里，郑观应就认为，洋务派的官办政策妨碍了商民的自主权，削弱了国力，如果轮船机器由商人造，对“国家有益”。他指出，改“官造”为“商造”，既是“富民之道”，又是“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在《易言》一书里，他进一步指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并且公开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在《盛世危言》里，他更明确地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商战”口号，系统地阐述了“商战”之道，认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在他看来，讲求武备，保护工商，发展工业，扩大机器生产，实行商战，“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所有这些都是富强救国的有效方法。这实际上也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指明了方向。 再次，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提倡格致，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在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郑观应曾从“道器”、“本末”、“体用”的哲学高度阐述了中学与西学、人才与国家兴衰之关系。他说：“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发愤自强，必自留意人才始。”而且，他较早地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主张考试分立两科，考试格致、化学、电学和天文、地理、医学、种植新法等门，录取对富强之道实际有用的人才。在当时人们仍然崇尚虚文、皓首穷经、拒绝西学的环境里，郑观应把兴办新式学校和培养科技工艺型的实用人才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视学校和实用型人才为富强的根本，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其思想主张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这两个敏感而又极其关键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