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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汉族。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 黄远生从日本回来后，清政府给了他一个邮传部员外郎的职务，相当于今天国家信息产业部某司的一个副司长，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应该说毕业分配很不错。 但黄远生说，他不愿以极可爱的青年光阴，潦倒在名利场上。工作之余，他常常给北京和上海的报纸投稿，写一些时评类的文章。辛亥革命之后，黄远生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辞去官职，1912年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为黄远生和《时报》主编雷继兴是同学，《时报》总经理狄楚青和黄远生也很熟悉，他们就邀请黄远生担任《时报》驻北京记者，专门写北京通讯。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馆，又把黄远生拉到《申报》去了，但黄远生还是偶尔为《时报》写写通讯，他在新闻报道中第一个以“记者”署名。 在黄远生之前，中国新闻界是没有“记者”这个职业的，那时只有访员，也叫访事。访员不是报社的正规工作人员，大多是兼职的文员。他们是一个有团体组织，担承各家报馆本地新闻的爆料工作，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这些访事的报酬很低，但他们有一种生财之道，如果遇到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了访员这个门路，或者进行了贿赂，访员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  从黄远生在《时报》当记者之后，尤其是远生的“北京通讯”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各报馆都聘任了专门的外勤记者，那一班旧式的访员就逐渐淘汰了。 民国初年，党派林立，都为了各自利益争吵不休，互相攻击，一些报纸和报人被政府和利益集团收买，使舆论成为私人的工具。但黄远生放弃功名，加入新闻队伍，他对记者的职业定位是：纯粹洁白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 正是为了追求这个纯粹洁白和自食其力，黄远生尽力使新闻“保持言论独立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和党派无涉”。他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分做两派，一派是社会事业和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另一派是脱离偏倚，主持公理公论的裁判者。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和现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已经是十分类似，他主张新闻职业化，认为新闻工作要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和鼓动者，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记者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角色转型的产物，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黄远生的思考探索了中国记者的职业化道路。 黄远生的新闻写作，与同为报人的梁启超、章太炎和于右任等人是完全不同的，梁启超等人带着政治家和报人的双重身份来评点政治，甚至急功近利地作政治宣传。 由此可见，职业记者与政论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向民众传达重要的新闻事实，后者注重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 黄远生的新闻报道力求中立，他的笔下对袁世凯既有拥护，也有反对。对孙中山的报道，也颇有微词。1912年10月5日，黄远生发表文章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黄兴），乃一率直热诚之人……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他批评的这个“大言无实”的人就是孙中山。 林志钧说黄远生的文章“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所用的是“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态度”。记者要作“不党之言”是黄远生对于新闻业务的一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