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浮之间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而当时的军务局长正是永田铁山。作为东条英机的学长，他以其对日本社会的洞察力，曾说过的一句影响东条一生的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在日本陆军，永田铁山以其聪慧被誉为军中第一大脑，而且政治能力很强，是统制派公认的老大，是众所周知的“肩负着日本陆军未来的重头人物”，能对东条这个报名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以使东条英机感激终生。 然而，永田铁山却并没有成为对东条英机后来的平步青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于东条英机其人，日本陆军内部对其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行动能力极为看重，但同时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东条英机不仅无德无能，甚至连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里，石原说东条的坏话可谓司空见惯，什么东条只能保管十挺机枪，超过十挺就无能为力了。石原莞尔曾当面称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听到此话的人无不忍俊不禁。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看来，石原莞尔的“东条上等兵”并非没有知音。 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几经异动后，东条英机最终只落了个闲职，特别是到了第12师团司令部后，他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尽管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51岁的年龄，对东条英机也对自己发出了警告，他必须让陆军高层注意到他的存在，让天皇知道陆军还有一个名叫东条英机的“实干家”。后来有个评论家说道：“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而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东军宪兵队便猛增到1000多人，并在东北各地下设了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编织了一张由他所控制的势力网。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既扩大了宪兵队的实力范围，又解决了多年的棘手问题。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系统的警察组织，即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围绕着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持反对观点的关东厅警察和持促进观点的领事馆警察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一局面，东条英机不容分说，断然决定将两部分警察统一置于宪兵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东条英机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也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在关东军中的“威望”。为进一步树立威信，加强对宪兵队的控制，东条英机还向全体宪兵队员发出“要忠于职守”的训示，同时还特意将自己的肖像贴在印刷的训示上。一时间，东条英机的肖像贴遍了伪满宪兵各分驻所的墙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