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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1944)，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辛亥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抗战时期沦为汉奸。汪精卫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壬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曾任《民报》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的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逃至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3月10月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4年11月，汪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卫为什么叛变？？ 汪精卫，曾经是革命志士，为中国的革命做出过贡献，也曾从巅峰跌落，沦为民族的叛徒和罪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会走向堕落，甘当汉奸，并且充当法西斯侵略的工具。 在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可见汪精卫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肯以诗言志，慷慨赴死的坚定的革命者了。但此时还不能说汪精卫完全倒向了立宪派，此刻汪精卫的心里是矛盾的。他写出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可见汪精卫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意愿没有变，但其对于清政府的腐朽势力和袁世凯等保守势有了感激和心理和支持的意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汪精卫本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而汪精卫日后的进一步沉沦乃至于叛国投敌都与他的性格有关。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进一步暴露了自己妥协软弱的本质，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只是一个开始，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明明是自己没有为国分忧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却片面的解读古人的事情为自己辩解。真可谓：厚颜无耻乎！当年吴国丞相张悌在国家危难之际亲率三万余江东壮士与西晋军队血战到底，抛开胜负成败不说，其英雄气概绝对不输同时代的胜者杜预等人，张悌虽败犹荣，精神可嘉。而汪精卫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汪精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惧已经压倒了他内心可能存在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汪精卫可以说是形存而神灭，只有卖国投降等误会无耻之鬼魂萦绕于其脑海。 汪精卫的性格弱点还表现在软弱无能，造成其经常被手下架空，先前在北伐战争大革命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虽居高位，然而愿意服从其领导者甚少，此后在抗战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在中华大地展开时，汪精卫醉心于所谓的求和卖国运动。对手下的卖国投敌的行为听之任之，任由妻子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摆布。最终踏上了汉奸不归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