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在我们根据记录披露史实的文章发表后，我和编辑组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他们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党中央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在19日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回头看13日的这场争论，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而是究竟是在有蒋还是无蒋的情况下，结成以谁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然而从随后五六天的实际形势发展来看，和平不和平的关键恰恰就集中在如何处理蒋的问题上。那种要除蒋或是把蒋同南京政府分开，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也势必导致内战的扩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对蒋在当时国内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以及他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权力的代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大大估计不足。
     至于党内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见，从中央的高层来说，这里不能说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情，而是有其重要的两方面的背景为依托的，一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态度的变化，须知事变之前国际对中国的方针实际是两面的，一面拉住国民党，一面又支持中共，中共同张学良秘密协议合作建立西北大联合，打通苏联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计划是得到国际批准的。然而事变爆发，国际的电报中共虽未能及时收到，但从最初苏联《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斥之为亲日派的反应来看，就已经清楚表明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可以判定共产国际是不会支持的，要想拉苏联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事变之前社会舆论越来越呈现出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蒋情绪，实际上事变前中共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据此也就认为在蒋被拘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会纷纷倒向西安一边，然而却未想到事变爆发后不久，从地方“军阀”势力到社会舆论却相反出现一股普遍的“拥蒋潮流”。因此党中央从这些客观形势变化中迅速取得认识的统一，做出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短短六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党的先贤们的智慧和团结。然而弄清中央起先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不仅对澄清长期存在的历史混乱，恢复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让人们了解长期遭到埋没的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的重大历史作用有益；而且也给予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如西安事变的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央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靠的也是党内民主，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六期，作者：张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