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外专家100多人，乘船由武汉溯流而上，又一次对三峡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会上，周总理充分听取了两派不同意见的详细阐述。3月6日，周恩来一行抵达重庆后，主持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表明态度说：“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技术上也是可靠的。搞好了三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大家对这项工程的争论是好事，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今后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只要不妨碍工程，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和鼓励。”3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察勘三峡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文件体现了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决策采取的慎重、科学和民主的态度。
     在1960年4月召开的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于次年开工建设三峡大坝。不久，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专家，催逼还债，加之国内自然灾害严重，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被迫搁浅。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部署，强调建设三峡“雄心不变，加强科研”。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即改成分组开小会，并制订了“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到了1961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计划落空，就连长江水利委员会也被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设计人员一下子从上千人削减到40人，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在长江流域“大办农业”。196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把“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年—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使三峡工程上马的希望更加渺茫。迫于无奈，周恩来又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后来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三峡工程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先建葛洲坝 探索准备
     1969年9月，为了缓解荆江洪灾的紧张形势，改善三线供电和川江航运状况，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乘毛泽东主席视察当地之机，正式提出了修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不料却遭到毛泽东反驳：“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在此情况下，武汉军区、湖北省和水电部联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了先修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得到首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先着手修建葛洲坝工程，就可以为准备兴建三峡工程作一次试验和探索，搞好了葛洲坝，就能为三峡工程奠定基础。
     当时，葛洲坝是在既不清楚地质状况又没有总体设计图纸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上万名建设者唱着语录歌，喊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开进了葛洲坝工地。开工后不久，建设者便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差，有70多层泥化夹层，加之在浇灌混凝土时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后来混凝土坝体出现了“蜂窝”，整个坝身开裂了86条缝。且又无施工规划，造成了长江主航道的交通阻塞，交通部遂将这一现状报告了国务院。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紧急主持召开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在听完工程设计者的汇报后，他毅然宣布葛洲坝暂时停建，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改组了葛洲坝的决策层，起用了林一山。他对林一山说：“你原先主张修大的（指三峡工程），你把那个大坝说得太容易了。我说服你，先修葛洲坝作个试验。这里出现的问题，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是最大的成功。”
     会后，林一山开始着手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延揽了一大批中国水利界的一流人才、知名的大坝专家。他们夜以继日，经过反复的审议和设计，排查解决了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和复杂的技术措施，使该工程终于在停工22个月之后于1974年10月正式复工。1981年1月实现了长江截流，同年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990年胜利建成。仅水力发电一项一年内创利税即达到了工程投资数的总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葛洲坝的成功建设，不仅为以后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技术资料，而且也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坝工程技术队伍。
    再度论证后 获得批准
     20世纪8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多次特大洪灾，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于是，要求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再起。邓小平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兴建三峡的计划之后，态度鲜明地说：“我赞成搞，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他还多次亲赴三峡考察大坝坝址。因得到了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三峡工程很快纳入议事日程。1983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遵照国务院的指示，经过大量工作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由国家计委牵头，召集国务院16个部委、湘鄂川3省、58个科研单位以及11个大专院校的专家、领导350多人开会，对《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后，多数人表示赞成。会议根据不同意见，将原报告方案修改为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高提高到175米。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以（84）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了这一方案，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即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这个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不同意见，他们分别就蓄水位、防洪、移民、生态、投资等诸多问题提出了种种质疑，以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为首的几位知名人士更是直言劝谏：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马。周培源等许多著名科学家则要求请不同意见、不同方面的专家参加，进一步对三峡工程进行深入论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以保证论证的科学性、权威性。正是这些不同的意见，促进了最高领导层的科学思考，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决定。邓小平首先做出了反应，他在1986年3月31日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兴建三峡工程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我们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我们决不会草率从事的。”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6］15号文件下达通知指出：“三十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人员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测、科研、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国务院也曾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并原则批准过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这一工程有一些问题和新的建议需要从经济上、技术上深入研究，以求更加细致、精确和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