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档案记载，“三大亨”曾指派徒众参加武装起义，加入总工会，并在纠察队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国共尚在合作时期，黄金荣等派出4卡车的人马从法租界协助共产党进攻徐家汇警察署。
    本文摘自：《百年潮》，作者：苏智良，原题：《揭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 上海帮会有哪些动向》
     上海市档案馆曾经编了一本名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部是由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辑成，我当时正在研究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拿到此书如获至宝，立即通读了一遍。其中，有关上海帮会与国共双方关系的内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帮会起初对国共双方保持中立
     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南方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各地的有志青年竞相南下，投笔从戎。当时东南各省招收的军校学生，多从上海中转奔赴广州。而控制上海的孙传芳等军阀则千方百计加以阻挠。遇到这种事，军校的驻沪工作人员常常请黄金荣出面交涉，排除障碍，使得青年学子们得以南下。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除了租界外国人势力外，主要有三支政治势力，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左派势力，孙传芳、张宗昌军阀势力和北伐军国民党势力。对选择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国民党作为今后合作的对象，“三大亨”（即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之间曾有过分歧。张啸林提出继续支持孙传芳，以求击败北伐军，而永享富贵荣华。黄金荣的心思，恰恰与张啸林相反。在他看来，孙传芳、何丰林等保护他们，完全是为了钱财。黄金荣与孙中山先生就有不少交情，而今日的蒋介石又是昔日的门生，因而从感情来讲倒向国民党。因此，在“三大亨”议论前途时，黄金荣说过一番话：
     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浜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交关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
     对此，杜月笙与黄金荣亦有同感。于是，“三大亨”决定配合北伐军，尽量瓦解直鲁联军和奉军。在2月24日，张宗昌直鲁联军10万大军在毕庶澄率领下到达上海后，毕本人立即受到“三大亨”的精心接待，四马路（今福州路）会乐里富春楼灯火通明，“花国大总统”使出浑身的解数，将毕庶澄弄得晕头转向，竟一声令下，将总指挥部设在了富春楼上，最后当然是无力与北伐军对抗而彻底瓦解了。
    但是，对付共产党就不那么好办了。
     自1921年后，中国政坛上的诸多政派之争，日益简化为国共两党的较量。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的上海，自然受到这两党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在工商界及知识分子中悄悄地发展其组织，而共产党则将它的支部推进到工厂和学校，总工会手下的工人群众就有80万人。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两党虽一度携手合作，但终究貌合神离，双方按各自的系统和逻辑发展，斗争日趋明朗化。自然，他们对流氓帮会这股活跃的社会力量不会弃之不顾，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与其进行联络接洽。尤其是国民党方面，他们要控制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必须求得正日益强大的上海帮会势力的合作与帮助。而对黄金荣等来说，他们懂得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共产党也许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便是同蒋介石有过师徒关系，黄金荣等仍谨慎从事。当输赢尚未见到分晓时，他们故伎重演，采用江湖上“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法，保持中立，观望等待。
     北伐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专门成立特别委员会。1927年2月28日晚上7时，中共特委会在租界里秘密开会，出席者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有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尹宽等。特委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报告了与杜月笙联络的结果：
     杜月笙我今天也见到，说他愿保护工会，要我们尽管到法界开会与设机关。前次王丰里被捕后，他即与总巡去说，总巡很生气，所以即把中国包探捕去数人。他又说我们可备叫子，如有人来被捕，可吹叫子。就（如）捕入捕房，他可想法释出。
    据杜月笙说，李宝章已将办移交给毕庶澄，闸北的推出为第一步。李的部下究竟投党军抑投鲁军，昨晚正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