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南斯拉夫曾一度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南共中央认真审视了本国的政策。
     1951年，铁托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在以前的政策中犯了错误，表现为完全倒向苏联，而不是从一开始起，也即从战争结束起就奉行比较自主的政策。这对我们十分有害……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照抄了苏联的方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现在我们明白了。”
     为了抛弃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由此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先河。1949年12月，南共中央发出关于国营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指示，推广工人自治。起初在215个企业中建立自治机构，后来扩展到800多个企业。在这方面，南共领导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作出的有关论断，把它们套用到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南斯拉夫，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领导权后，国家就应当逐渐消亡；认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权力过分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从现在起，就应该为国家的消亡、尤其是经济职能的消亡做准备。工人直接管理生产资料、支配劳动成果，就是为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创造条件。所以，南共中央把工人自治作为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非官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加以推广。
     工人自治实施不久，1952年11月，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自治条件下党的任务和作用问题。大会认为，工人自治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大会决定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对经济生活、国家生活发号施令。南共六大在促进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党的领导地位的逐渐削弱。鉴于南共被情报局开除，为了使南共同其他各国共产党区别开来，大会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把工人自治同国家消亡过早地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就开始谈论国家的消亡，为时尚早。而且，也不能人为地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国家仍然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南共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他们没有从南斯拉夫是落后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铁托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虽然也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但更多地是维护这一模式并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认为铁托改革斯大林模式就是在南斯拉夫搞“修正主义”。1958年4月，南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共联盟新纲领。这个纲领继续批判了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将越来越少地借助于政权，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自治机构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