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记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名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原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数例行动报告：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7日下午4时，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上图群众请来师大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应该承认，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