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开始，高岗可以经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记录上，也可以找到高岗的名字了。例如，在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决定高岗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榆林工作，与傅作义、邓宝珊协商办蒙民干部训练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唯一一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中央军委从三个主力师中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兵团共有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就是高岗任司令的保安部队，共有4000余人。此外，还有基干自卫军２万多人、普通自卫军14万余人。
     193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边区保安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后，高岗虽然还兼任保安司令，但他的主要工作，已由军事斗争转到了党的领导工作上。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