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法庭
     高法最终决定将开庭时间定在1963年的1月9日，并上报中央批准。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做了很多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有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
     除了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之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都没有这个先例。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录音设备，只能到香港购买，而且价格昂贵，加上关税，要花1万多元人民币。机关财务之前没有这笔预算，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后来还是临时报批中央财政部才拿到了这笔钱，从香港购买了一套录音设备。当时大家还都不会用，又专门请专家来操作示范，几经反复试录，电话员才学会。
     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套录音作为绝密资料长期保存，现在还存在高法的档案室里。为了防潮，防止录音带被损坏，管理人员每年还要拿出来检查试放一下。
     按总理要求，旁听人数限定在200人以内。旁听人员的组织安排，由中组部负责。因为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要机密，采取不公开审判，不许记者旁听、不公开报道。参加旁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全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一般干部是不能参加的，即使是高法的干部也不例外。由中组部出面组织人员旁听，这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旁听人员的职务之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可能大家现在难以想象的是，那时候高法还没有一个专用的法庭。我们机关三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厅，平时大家称“大礼堂”，我们决定大礼堂当成临时法庭。大礼堂里面既没有主席台，也没有固定座位。我们在礼堂前面放了两张条桌，上面铺着白布，设三个座位，每个桌子上放一个话筒，这便是审判长、审判员席。两旁分别是书记员席和公诉人席，中间是被告人席。为了录音，每个席位前都放置了扩音话筒。旁听席上整齐地放着200多个折叠椅。为了保密，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这便是审判潘汉年案的特殊法庭。
    审判在1963年1月9日如期进行。
     审判前，我们拟了一份审讯提纲，由曾汉周交给上面审查，至于他交给了谁、由谁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3个人也就潘汉年被指控的罪行进行了具体分工。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份审讯提纲，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的部分开始讯问，审讯提纲上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问。
     那一天潘汉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理得很整齐，虽然已经被关了7年多，但从外表上看，仍不失高级领导干部的风度。他回答问题态度从容，声音清晰，叙述清楚，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极强，对涉及的人、事和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进行得很快，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制度，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大机密，除他本人外，别人无法代为辩护。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汉年都认了下来，没有进行辩护的程序。最后陈述的程序时，他也没过多讲什么。旁听的那些人都表情平静，没人交头接耳。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看得出，总理对这份判决书看得非常仔细，判决书上，从头到尾，每一句话后面都用笔加了一个“、”号，那些醒目的顿号似乎代表着他在看判决书时沉重的心情。总理在判决书上还改了一个字，可惜我现在忘了是哪一个。
     当年，被潘汉年一案牵扯到的一共有46人，我也参与了其中几位的审判，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蔡秉贤。参与审判蔡秉贤的，还有一位公安部调来的同志，他看了案卷，很是不平，他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