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本文摘自《民国档案》1995年02期 作者：肖桦 原题为：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蒋介石有无抗日思想，这个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但他的抗日思想形成于保时？有何特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在抗战胜利50年的今天，在两岸关系和解的时代，讨论这一问题，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国力日强。明治天皇定“开国进取”为其“国是”，实行积极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自1874年开始并吞琉球，夺取朝鲜半岛，以为“渡达满洲的桥梁”。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因与德、俄、法在华利益发生冲突，不得不退还辽东半岛。八国联军战争以后，日本取得在天津等地的驻兵权，日俄战争后，又攫取了南满铁路等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魔爪伸入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公然要求灭亡中国。
     迨至1927年，日本乘中国北伐战争之际，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中国统一，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次年，欲霸占东北，导演了“皇姑屯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步步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也鼓舞国人抗日思想的萌生。
    以上说的是全中国人产生抗日思想的大氛围，作为蒋介石来说，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山东之际，日本横加干涉，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当蒋介石利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外交部长黄郛，种种劣行，令人发指。当是时，中国军民抗日情绪犹如大海狂涛，而身临其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却令国人大失所望地采取了忍侮避让的态度，指挥全军绕路北上，迅速占领北京，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
     “济南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历史，作为当事人，蒋介石表面上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1）］。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其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2）］。
     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