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最为根本的结构性矛盾，它只是将这些矛盾暂且搁置起来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Riedel）告诉记者，“如今拉登已被美国击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关于定位问题，人们可能很容易想到中美关系中的另外两个词语—“伙伴”（partner）和“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在克林顿时代，中美之间确立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
     然而在布什第二任期不久，就有一部分美国鹰派人士大声疾呼—“美国要注意中国的崛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方面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stakeholder）说法，要求中国约束自己的行为。
     “正如前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出现恶化，而拉登之死也难免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程崇仁表示，“不知美国的战略重点会不会在时隔十年之后，由‘反恐战争’再次转为‘遏制中国’呢？”
     其实媒体还在谈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的时候，人们就发现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已经按捺不住，要求“美国人关注正在崛起的中国，而后者正在蚕食美国的利益”。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美国前政府官员格林(MikeGreen)认为，奥巴马政府错在夸大了对中国的依赖，使得“中国成为中心，美国则沦为寻求帮助的附庸国”。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以“接触”（Engagement）及“威慑”（Deterrance）两个词交互运用对付前苏联。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同中国展开外交时也均采用这样的“两手策略”，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一方面，它承认美中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它觉得有必要照顾其政治选民情绪而制造争端。
     “这意味着在拉登死后的后‘9·11’时代，中美之间如果不能尽快确定新的战略定位，则两国关系势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一样而出现动荡。”程崇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