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中国二千多年的皇帝史，一般说来，皇帝禅位而成为太上皇，有以下五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国事艰难，居安思危，主动去当太上皇。 当国家事事艰难之时，皇帝的皇冠便变为了“愁帽”，甚者宝座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于是有的皇帝居安思危，便主动摘去愁帽、离开危座。 高湛是北齐第四任皇帝，史称武成帝，本性好玩，佞臣和士开则公然劝他不必为政事劳心费神，当趁年轻及时行乐，“一日取乐，可敌千年”！此言正中玩主下怀。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又很不利于高湛行乐：强敌北周联合突厥屡次攻击北齐，干戈不息，操劳国事，委实恼人，他遂临阵撂挑子，传位于太子高纬，自称太上皇，专务吃喝玩乐去了。 高纬史称后主，其玩性实在乃父之上。尽管此时北周愈益强大，志在吞齐，江南陈国亦随时准备趁火打劫，高纬仍自编自弹自唱《无愁之曲》，因有“无愁天子”之称。“无愁天子”愁更多，待周兵一路追杀过来，围攻齐都邺城，高纬全无演唱《无愁》曲的洒脱，愁眉紧蹙，计无听出，唯有自摘愁帽一招，皇冠让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去戴，自己做太上皇吧。国难当头，一推了之，大概只有“无愁天子”能想出这“高招”。你成年人扛不起的重担，却压给一个儿童，这不是拿治国当儿戏吗？事实上，高纬的太上皇只做了一个月，便当了俘虏，很快就被砍了脑袋。 唐睿宗李旦登上龙椅，得力于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二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内外，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现，朝臣亦分为对立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睿宗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自己做了太上皇。 唐玄宗李隆基的皇帝位子坐了四十三年。前期，他励精图治，将唐王朝带进“开元盛世”；后期，他耽于声色，任用权奸，政治腐败，终致“天宝之乱”。叛军攻陷京都屏障潼关，危急关头，玄宗仓皇出逃，马嵬兵变，爱妃不保。沿途百姓拦道挽留，玄宗不得已，乃令太子李亨留下，宣慰百姓。李亨接受大臣建议，为了安定人心，即帝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肃宗一面布告天下，一面遣使上表，尊玄宗为太上皇。避难成都的李隆基，面对破碎的山河和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既成事实，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尊号，交出传国玺。 国难当头，皇帝难当。宋徽宗赵佶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也选择了退位交权。北宋末年，饥民造反，金兵紧逼，内外交困，政局岌岌可危，徽宗被迫下“罪己诏”，姿态不可谓低，然腐败早已病入膏肓，此举实在于事无补。惶惶不可终日的徽宗，避难卸责的惟一选择便是让位，把烂摊子甩给太子赵桓去收拾。钦宗赵桓力图刷新政治，扭转颓势，即位半年时间便将前朝宠臣贬杀殆尽，全然不给太上皇一点面子，其整顿力度够大，手腕够铁了，怎奈国家之弊已无药可医，决不是撤换几个人所能疗救。赵佶的太上皇美梦也迅速化成了噩梦，做了金人俘虏，戴着一顶侮辱性的“昏德公”帽子，屈辱地熬尽残年，客死他乡。其实，这完全是他自食其果，怪不得别人。 宋徽宗是由太上皇变俘虏的，而他的儿子钦宗却是在俘虏营里得到一顶“渊圣”冠的。建炎元年，即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接受改造的兄长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抛出这类似太上皇的荣誉称号，不过是赵构的政治秀，对度日如年的昨日君王赵桓则毫无意义。 另有一个以俘虏身份被尊为太上皇，最后又由太上皇而皇帝，这个特殊的太上皇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也是面对北方强敌，年轻的英宗，听信宦官王振的馊主意，御驾亲征，结果做了瓦剌人的俘虏。消息传来，朝廷震惊，一片慌乱，危急之秋，大臣于谦等辅佐英宗之弟朱祁钰登基，是为明景帝。这非常措施果然有效，稳定了政局，俘虏营中的英宗也得以被遥尊为太上皇。翌年，太上皇被瓦剌人送归，景帝亲迎，兄弟相持而泣。接下来便是争权夺利，兄弟相煎，英宗复辟，景帝失权，悒郁而死。可见皇帝老官，倘非万不得已，是绝对不愿退居二线去当太上皇的，权力真是命根子啊！ 与宋朝并存的党项族政权西夏，其第八任皇帝夏神宗李遵顼，在成吉思汗的铁骑弯弓面前，早已是惊弓之鸟，又与曾经的盟邦金国失和，双方鏖战达十年之久，两败俱伤后，又要受到蒙古人更加猛烈的攻击，国是如此艰难，李遵顼除了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实在别无选择。至于年轻的接班人李德旺到底能苦苦支撑几日，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