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

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

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

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

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

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本来就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於此。

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面对着山河破碎的惨酷，有志之士也必然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义愤形诸笔墨，而陆游和辛弃疾就是两面爱国诗词的最光辉的旗帜。陆游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正是表达了他对两位爱国英雄的怀念，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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