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前文提到的乾隆极其关心钱塘江海塘工程，这可能与他的真正身世有关。“公元前910年8月，吴越王钱镠为了保护海岸，使其免受海潮侵蚀，命人采山阳的竹子，又令矢人造箭三千只，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使‘潮回钱塘，东趋西陵’。……乾隆继位后，开始重修钱氏海塘。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边，检查海塘工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亲临海边，亲试打桩，他见石桩必须内移数十丈方能固定，必然会损毁百姓的田庐，是‘欲卫民而先殃民’，决定先建柴塘，待接涨沙坚，再改筑石塘。到乾隆晚期，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浙江境内已建成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石塘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乾隆继钱镠之后大力修筑浙江海塘，有力地保护了富庶的吴越地区，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而钱陈群，这个可能是乾隆舅舅的人，正是在远古时代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吴越王钱镠的直系子孙。

在《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被写成是乾隆的一母同胞，陈家洛在并不知情的时候，与乾隆在钱塘江边畅谈。书中第八回这样描述，“陈家洛道：‘当年钱王以三千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帑，命有司大筑海塘，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

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始终是帝王的职责。但乾隆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偏远小镇中的陈家府邸，事无巨细皆亲历亲为，事隔两千多年，乾隆与钱镠为何热衷于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当然，钱治冰的推论仍需更多史料甚至考古成果的辅助研究，但他几乎已经指出了一条研究的路径。这个“钱氏”同时出现在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必定隐藏着历史的重大秘密，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揭示历史的重大发现。历史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疑案，俗文化的演绎让这些疑案浸满了流言蜚语和野史趣闻，各种故事满足各种人的兴趣。而考证只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考证是无意识的，它可能让一段传奇变得索然无味，也可能让事实振聋发聩。乾隆的身世之谜最终从热河避暑山庄那一大堆丫鬟和宫女的传说以及红学爱好者的狂想中走出来，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样貌。这些传闻和闹剧不仅是娱乐的产物，它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狭隘、脆弱和肤浅，人类总是把虚幻的血统看作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历史真相毕竟与任何民族主义无关，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这和康熙的祖母是蒙古人一样无需避讳。天嘏的《满清外史》中曾经提到：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因此经常在宫中身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虽然这本书中“乾隆生于陈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身着汉服”细节并非杜撰，乾隆的确喜欢穿前朝明代的服饰，并且经常请画师为他作身穿汉服的画像，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着。

如果乾隆的母亲钱氏确是汉人，并且确是远古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那么乾隆喜爱汉服，并且把身穿汉服作为一种荣耀，便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些画像只能作为旁证，乾隆对汉服的情有独钟未必与他的血统有关，就如同雍正皇帝虽然喜欢穿西装，但不能以此判断他是欧罗巴白种人。

然而，乾隆的母亲究竟是谁，并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乾隆皇帝这个人，也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清代的历史。毕竟乾隆是一个汉族人还是半个满洲人有什么关系呢?华夷之争来自于狭隘和封闭的心灵，大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然而他们的籍贯何曾影响他们伟大的光辉?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因文化母体而统一的文明古国。战争、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都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传承的阴暗与光明、奴性与理性、沉沦与觉醒。历史是被偶然性与必然性推动的，乾隆的血统是偶然的，但乾隆朝的历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皇帝，作为统治康雍乾盛世顶峰的君主，乾隆皇帝固然荣耀之极。他登基后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减免捐纳，平定叛乱、统一新疆、治理西藏、兴建河务、编修文化典籍……然而，他在现代人的眼中并非一个无可指摘、圣德贤明的统治者。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发动战争、修建园林、重用和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致使国库空虚，康雍乾盛世在他死后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一生都在为挽救帝国的衰落而奔波劳碌。乾隆皇帝是个古人，做不到现代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他有功亦有过，并非十足的明君。然而，乾隆无论是什么血统，都曾是中国的皇帝。乾隆无论身体里是否流着吴越王钱镠的热血，都曾同样为百姓兴修水利。这已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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