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顺治十二(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书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诸王之中，论功应以多尔衮为冠。多尔衮不仅首倡扶立皇上，而且还曾立斩私谋拥戴他的阿达礼和硕托。而且多尔衮大权在握入燕京后，并未自立，而是迎皇帝迁都。多尔衮屈死豪格并娶其王妃确实有错，但功多罪少，请求为多尔衮平反，复其爵，修其墓——“乞赐昭雪”。此事遭到当政之济尔哈朗的强烈反对，上疏不仅将多尔衮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建议将彭长庚和许尔安论死，没收家产，妻子为奴。从这件事的处理结果看，世祖心中虽曾不安，但其并不想这么快就给自己扣上反覆无常且忘恩负义的帽子，既不想平反，又不想从重处理要求平反的人。因此，其特意下诏从宽处罚彭、许二人，将其流放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之地。许尔安的一等子世爵则由其子承袭。

100多年过去，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下诏，称多尔衮“摄政有年”，因威福自专，以致获罪。但念其当初“统众入关”，“檄定中原”，曾有的功绩不应泯灭，而今其坟茔杂草丛生，荒芜不堪，令人恻然。故著内务府派员查看，修缮其墙屋，种植松树、楸树，并准许多尔衮之近支王公等定时祭祀——多尔衮的冤案开始有了转机。

9年后，高宗得闲而翻阅《实录》(清代官修记录清代历朝皇帝生平事迹的史书)，有感于祖宗创业之艰难、功臣辅佐之勋劳，思及后来有些人因事降职削爵，或更改了封号，大不以为然，遂决定追复其封爵。而其首先为之翻案的就是多尔衮。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高宗颁诏，称多尔衮如有谋逆之心，完全不必于以其死后僭用“明黄龙衮”这一帝王御用之物来作为证据，因为多尔衮生前完全可以自立为皇帝，并举出宋太宗赵匡义谋篡太祖之子赵德芳之位而自立的实例。而且，高宗还指出，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办理政务秉公持正”，只是由于其“威福不无专擅”，故“宵小”即小人才在其死后“诬以谋逆”，构成冤狱，这一切并不是出自于“世祖圣裁”，否则作为后世子孙的他是不敢翻案的。此外，高宗还充满感情地说，每当其读史看到多尔衮感太宗待其最厚而深明君臣大义，忠心辅佐幼帝的事迹时，都忍不住“为之坠泪”。因此，令“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并为之树碑立传。同时，令仍将多尔博子孙承多尔衮之嗣，故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蒙特恩复为睿亲王。高宗此举，很有些英雄泪，以安多尔衮之魂的况味。

为多尔衮平反，高宗确实办了件公正的事，但其同时又为尊者讳，令“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是故有关多尔衮的档案被概行销毁，以致于多尔衮传记及其死后被清算等史料寥寥，很难弄清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的真实情况。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这是无可奈何的，且高宗行事作风一贯如此，其后来令修《四库全书》时，也是将记录清朝坏话的史书尽行烧毁，或进行删节篡改，犯下了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之恶行。

那么，多尔衮到底想不想当皇帝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谁不想当皇帝呢?评价多尔衮之功，最可贵之处应是其无奈之下顾全大局的聪睿。

早有史家指出，其拥立福临登基是两黄旗与两白旗势均力敌所致，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而高宗为其翻案的重要证据则是当摄政王统兵入关之时，世祖年幼尚未亲政，“夫睿王(指多尔衮)果盟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

其时，多尔衮确有自立的可能，当时只知有摄政王，没有人知道辽东关外还有幼帝，而且多尔衮首次入京于武英殿，即被前朝官员士绅当成皇帝而朝拜。但此时多尔衮如自立，其结果与当日在大政殿会议皇位继承人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引起大清国的内讧而导致各旗间兵戎相向。如此这般，中国古代历史上还会有“清”这个确定了中国近现代疆域版图的朝代吗?由是，已足见多尔衮对于大清王朝的意义所在。

因此，时至今日，论及多尔衮，对其个人而言，实乃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大清王朝而言，却是飞云过尽，谁与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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