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在胡适看来，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嫖妓事件，其实质乃是当时新、旧思潮之间的彼此攻讦的一部分。并疑心汤尔和被人利用：“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如此理解也不无道理，1919年的整个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都一直忙于和林纾等“旧派”文化人论战“北大是不是在搞废除孔孟全盘西化”。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不过是当时“新”、“旧”文化人冲突的一个缩影而已。尤其是蔡元培组织的进德会，本有戒条不可嫖娼、不可娶妾，这些戒条也纳入到了蔡林论战当中，很有沸沸扬扬之感。而陈独秀恰又为进德会会员。

蔡元培本人大约是不想驱逐陈独秀的。对于这一点，胡适显然是了解的，所以才一再谈及汤尔和的态度对驱逐陈独秀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认为是汤尔和利用了他在教育界的个人威望，给蔡元培施加了压力，影响了最终的决定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本就出自汤尔和的极力推荐。

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自信若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北大的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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