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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大清东南的经济中心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慌忙之下下令焚毁客商云集市场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以至万千财富化为乌有，哭声震天。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攻破。 苏州的巨商富室们倒并没有坐以待毙，精明如斯，自然晓得最安全的门路--投奔洋人。他们纷纷怀抱巨资，携家带口逃往由英法联军协助保卫的上海，为上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巨额资本，极大助推了上海的城市发展。  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在原苏州城墙外修建连成一线的石垒碉堡，从侧面展现了苏州攻防战的惨烈和对苏州地方经济的破坏 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老牌经济重镇苏州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地位，而上海则一跃成为亚洲最大城市与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对此，日本史学者宫崎市定认为“……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这也代表了一种常见的观点，即上海的崛起，似乎全凭了战争的偶然，上海是捡了苏州的便宜。  太平天国战争波及的大致范围，长三角腹地更是双方翻覆争夺的地区 果真如此吗？假如苏州不被太平军攻破，上海还能成就后来的地位吗？ 实际上，上海取代苏州，并非简单的地点转移，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的彻底转型。以苏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败相早露。太平军的作用，不过加速了苏兴沪衰这一必然历史进程而已。 苏州城的经济以传统模式为主，在清末已趋于衰败 长期以来，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苏州，近江面海，以其经济的富庶和文教的发达著称于世，号称“人间天堂”。及至明清，这个“天堂”达到了极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并因明末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生产关系，成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标本地区。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了明末至于清末近二百多年的发展，这个“芽”竟还处于萌发阶段。不仅如此，随着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此时的苏州早已衰机暗藏了。  清代的京杭大运河 苏州素称发达的手工业，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停留在政府和皇室筹措人的地位上，与官方的联系密切，可谓一损俱损，不但需求有限，还随着清朝的衰落，和传统徽商、晋商一样，逐渐日薄西山。 另外，苏州的商人观念陈旧，在面对近代机器大工业和人造绢之类的新兴事物挑战时，反应迟钝，对变革态度消极，反而热衷于投资收益较高的钱庄和当铺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加速了苏州实业的萧条。 苏州虽然地域上近江面海，但在明清时代，它最为仰仗的的交通运输干线是京杭大运河，其作为运河沿岸最为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对集中和输送江南地区的漕粮和各类商品物资以供应京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运河苏州段一景 然而自嘉庆、道光以来，大运河屡遭截断，漕运渐渐不通。1825年，清朝设立海运总局，苏州、松江地区的漕粮开始从上海经由海上运往北方。此后，经过1853年黄河改道，运河体系更趋荒废，漕运渐衰，海运全面替代河运，作为海港的上海重要性大增，而内河港口苏州的地位显著动摇了。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且成立了租界。此时，，部分敏锐的苏州商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重要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乃至妓馆色情行业，都陆续由苏州人带入上海。 这些商业资本的转移，远在太平天国动乱之前，而上海之所以逐渐成为苏商的重点投资地区。除了沿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上海拥有苏州所不可能具备的东西--优秀的城市制度环境。 上海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环境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南京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上海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在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以“永租”的形式开启了上海租界的历史。 这个在很多人眼里乃是百年国耻的上海租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其迥异于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与英法武力保卫下的客观环境，成为上海经济腾飞的根源。 首先，租界内部照搬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地方自治体制。 租界立法权主要通过“纳税人会议”，这几乎就是一个小议会，其成员主要由具备一定财产和纳税数额的人组成，具有选举工部局董事会及批准工部局所制订的“法律”的权利，租界内各种法律、财政、税收及其他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其讨论决定。 租界行政权则由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掌管。  上海租界一处界碑 租界司法权的最高代表为“会审公廊”，最初由中国政府和洋人共有，后逐渐完全被外国人掌握。 此外，租界还设有维护公共治安，以打击一切有组织犯罪为目的的巡捕房，这种警察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样一套完整照搬西方体制的城市自治制度，连带附带的大量完善的西方市政管理配套制度和健全的技术经验，虽然其订立的初衷是为了西方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但由此所营造出来的相对安定的制度环境，自然也会惠及到众多的华商，并带动上海华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租界华商和外商的关系极为密切，处于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状态，一旦有危及华商利益的事态出现，驻沪英法军队会毫不犹豫的武力保卫上海，以使上海免遭任何祸害，在晚晴动荡的岁月，这种安定环境是内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  上海租界地图 此外，租界的这套政治制度，以保护个人财产和权益为基本准则，界内一切财政、税收、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运作。这也极大的保障了租界内华人的利益，不受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和对人身财产安全的任意侵害。 租界同时还规定华人可以在利用上海租界的外国领事馆注册公司，这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断在上海办厂，并把大部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设施都集中在租界境内。 第二，上海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化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足以与欧美先进国家的市政水平相媲美。 上海的市政建设，采用了大量专业化、近代化的市政建设规划，开辟道路、修筑码头、疏浚河道、架设桥梁，建设学校、医院，设置公共交通、消防系统，兴建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充分显示了西方市政管理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 以城市街道为例，租界的道路按照西方城市路政的管理概念，一开始就把路灯、下水道等工程直接纳入规划中，此外还包含了道路维修和养护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井井有条。时人描写当时的租界道路：“沟池则时加疏浚，无使淤泥之稍积，晴则轮水奔腾，尘漠不飞，夜则电毯地球，照耀如昼”。 反观当时上海华界的情况，著名洋务人士郑观应的描写很具代表性：“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 租界制度环境不仅惠及界内华商，还刺激华界制度变革 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安定、有序、便利的制度环境和私人财产安全的保护，往往比其他很多因素都来得重要，因此众多的华商宁可增加一部分成本，也一定要在上海设厂。其结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由上海租界进出的对外贸易，一直稳居全国贸易总额的五成到六成。 20世纪初期繁华的上海外滩 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以弹丸之地，奠定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外贸额、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 租界的巨大成功，还刺激了上海华界的官绅商民。在清朝的最后十几年，上海地方政府终于开始采用租界的路政管理方式，设置“马路工程局”开辟马路，设置路灯，并且也设立了巡捕房。这个“工程局”后来被地方士绅接手，采用了议会制，议员有民主选举产生，并逐渐发展为地方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弥补了政府薄弱的地方管理。 在此类制度的变革和租界经济的带动下，上海华界也得了了很大的发展，一度衰落的老城厢地区又繁荣起来。华界与租界的协调发展和进一步的融合，使得上海的经济吸引力更加势不可挡。 综上，太平军攻略苏南，严重摧毁苏州经济这一历史事件，充其量只是加速了传统苏州的衰落和近代化上海崛起，但这本就是不可阻挡的必然历史进程。没有战乱，苏州富商一样会被上海的“十里洋场”所吸引，逐渐完成财富的转移，因为这里的制度环境和安全保障，实在是太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