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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位于南部非洲的高山王国莱索托当大使。其间，适逢中国与南非建交，台湾当局气急败坏，加大了破坏中莱关系的力度，妄图将莱索托从南非“肚子”里挖走（莱索托国土完全被南非环绕，也被称为“国中国”——编者注），以挽回一点它在非洲失去南非的惨重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大力做莱索托政府、王室、议会工作，掌握台湾当局在莱索托的活动，多次挫败其阴谋。 有一次，台湾当局向莱索托内阁每一个成员都送了红包，要求莱索托政府弃我就台。内阁大臣们把情况汇报到当时的老首相莫赫勒那里，老首相说：“好啊！政府正缺钱花，台湾当局就给我们送钱来了。大家把红包都交给政府统一使用，但我们仍不与他们发生政治、官方关系，不支持他们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台湾当局在老首相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没有死心，又打起新首相莫西西利的主意。不久，台湾驻南非比勒陀利亚联络处主任杜凌窜到莱索托活动，提出要会见莱索托新首相莫西西利。新首相让部下转达回复：“我欢迎杜先生来访，也可以见你，但有一个条件，杜先生作为中国台湾省地方政府代表要见莱索托中央政府首脑，须首先获得中国驻莱索托大使的批准。”杜凌听后气得脸红脖子粗，但也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由于莱索托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旗帜鲜明，不受拉拢，台湾当局于是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莱索托主要反对党莱索托国民党身上，并利用莱索托大选大做文章。在1998年5月莱索托大选前夕，台湾当局向莱索托国民党送了500万马洛蒂（马洛蒂与人民币元大体等值），支持该党竞选，以换取该党赢得大选后与台“复交”。而当时莱索托政府拨给8个政党的竞选经费，每个党只有1.2万马洛蒂。台湾当局的这一重大行动很快被我们大使馆掌握。中国大使馆的消息来源有3个：第一个来自国民党的一名官员。他和我们使馆一名官员喝酒聊天时一高兴透露这一消息，并叮嘱这位官员千万不要将此消息告诉我。联想到当时莱索托国民党一下买了好几辆大巴运送参加竞选集会的支持者，还给参会人员发津贴，我判断这名官员讲的不是假话。第二个是当时某国驻莱索托大使，他将此消息及时告诉我。这位大使在莱索托有很多朋友，夫人也是莱索托人，有关莱索托内部消息几乎没有不知道的。第三个是当时莱索托的一位在职大使，他就此事及时向我进行通报。我按国内指示及时做莱索托国民党的工作，强调中莱于1983年建交是在莱索托国民党主政时期实现的，希望并相信莱国民党将一如既往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于是莱索托国民党做出如下承诺：“不管莱索托国民党在大选中是否获胜，都绝不会改变一向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这点请中方放心。”台湾当局把宝押在莱索托国民党身上最终成了一枕黄粱。 台湾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借口保护台侨利益，企图在莱索托建立所谓的经贸办事处。这个消息是莱索托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一位司长向我透露的，并明确表示，莱索托政府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建议我去与贸工大臣莫里埃谈一谈，表明中方立场。我立即去见了贸工大臣莫里埃，向他说明，台湾当局要建立的这一机构表面上是非官方、经贸性质的，实际上是台湾当局分裂中国的一个政治阴谋。同时，台湾当局多年来在莱索托没有设什么办事处，台湾同胞合法权益一直都受到莱索托政府和中国大使馆很好地保护，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莱索托专门搞一个保护台商利益的机构。贸工大臣听后回答得十分干脆，也十分风趣：“现在我还没有见到台湾方面的申请报告，一旦报告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将立即把它枪毙掉。” 台当局还从其他方面入手。陈水扁在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1994年—1998年），有一年曾邀请莱索托首都马塞卢市市长去台北出席世界首都市长会议。这是陈水扁设下的一个政治圈套，目的是利用此会套住与会国首都的市长们在事实上承认台北是首都，从而搞“两个中国”分裂活动。我按国内指示去见马塞卢市长。马市市长听了我的陈述后说：“我确实收到陈水扁邀请函，但对台湾当局背后政治用心没有仔细琢磨，正准备复函答应去参会，想不到这竟是个政治阴谋，差点儿上了陈水扁的当。”于是，他决定拒绝陈水扁邀请，不去台北，而希望改访中国首都北京。我将有关情况向北京市报告，不久，北京市政府就向他发出访问邀请，并很快安排他率团访问北京。▲（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家，曾任中国驻莱索托、驻纳米比亚大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