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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来京开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等各省负责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听听他们对眼下经济工作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由李富春汇报这项计划。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有些疑虑：“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 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 毛泽东仍然紧锁眉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980万吨。”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 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 刘少奇直言：“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 邓小平补充道：“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 李富春说道：“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会议成了漫议，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发了言。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也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又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现在回头看，虽然领袖们对钢产指标有着种种怀疑，但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实际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个完善的过程。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1960年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回答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也有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作了结论：“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 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历时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李富春提出，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 全会通过了这个《意见》，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在调整农、工、城市人口指标的同时，党还调整了与知识分子和各种政治派别的关系。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左”倾思想为指导的情况下不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但都毕竟是一个共和国领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屈不挠，同时也卓有成效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