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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 2014年的胜利日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1950年版小学历史课本。 “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历史课程标准，1950年版的《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抗战内容的教学安排在五年级第二学期。课标中列明的要点是5条： 1.七七抗战爆发和平型关大捷； 2. 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3.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4. 德意法西斯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5.苏联领导全世界人民战胜德意日法西斯。 这份课标，最为浓厚的时代烙印，就是强调了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作用。自此到中苏交恶前，中国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国内抗战由中共领导、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苏联领导，成为标准模式。 这符合当时“一边倒”的外交定位，对抗战的解读也必须服从于这个大的定位要求。就在这份课标发布前一个月，1950年7月1日，郭沫若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名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纪念“七七事变”广播词，指出： “七七纪念更明白地告诉我们：最初帮助我们抗日的是苏联，最后在满洲出兵，帮助我们解放了东北，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的也是苏联。苏联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数天后，在首都纪念“七七”大会上，郭沫若致开会词，再次强调： “在今天纪念这个光荣胜利的日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须得提醒，便是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经过了八年的苦战，是苏联出兵东北，协同着我们的人民武力，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精锐的关东军一百万人，在两星期之内击溃了，因而解放了全东北，解放了半个朝鲜，而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苏联不仅在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友好互助的盟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乃至很早以前，便是我们的友好互助的盟友了。因此，我们在今天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就不能不向苏联人民致敬，向列宁、斯大林的党致敬，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 1951年，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中，也明确说明“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通知指出： “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东北，消灭日本陆军中精锐的关东军，决定了日本的命运，迫使日本投降。中国对日抗战一开始，苏联就给以积极、大量的援助。即在苏德战争时期，苏联仍在中国东北边境保持着四十个师以牵制日本的兵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援助下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则“号召全盟”，“在9月3日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会时，报告人应强调抗日战争之所以赢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击败日本的陆军主力，和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所致。” “一边倒”的外交在1956年的初中课标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苏联真诚地援助中国抗战，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苏联红军对日本侵略军的毁灭性打击，促成了抗战胜利的形势。”在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课标提出：“这里应该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使学生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就不能取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苏联“在亚洲摧毁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帮助我国人民获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苏交恶前，历史课标涉及抗战内容时，推崇苏联是常态，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因此成为绝响。在这份课标中，专设了章节谈及“苏联的援助和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内有两节，一节赞苏联：“《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一节贬美国；“美英帝国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两面政策”。 1956年推出的历史课标，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相当完备、细致，“苏式”的印记十分明显，推动了历史教育的规范化。但因分量过重、内容过深，师生普遍反映比较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批评，中苏关系开始变得微妙，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等，对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了批评，两年后(1958年)更是直接点评了教育系统模仿苏联经验的做法：“我们从苏联搬来一大批，搬得最多的是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课程精简的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教科书中涉及抗战中苏联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一些被缩减，如1963年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删去了两段内容： “在一首叫作‘中华之友’歌里写道：‘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原是一家，我们誓用热血来支援你！中华！”； “到1940年，苏联对中国的贷款约为四亿五千万美元。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汽车、汽油源源而来。” 此后，中国教科书对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日渐“正常化”。 “美国是一个最后存在的蛊虫” 早期课标涉及抗战时，在崇苏的同时，也大力贬美。 1950年的第一份课标，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反面的责任，对美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则没有提及。 当时正是内战结束、韩战刚起，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人民日报》上对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是如此评价的： “与苏联相反，美英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竭力寻求对日妥协，美国并以大量的战略原料援助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英虽已被迫对日作战，但是始终不积极，直到苏联出兵东北获得巨大胜利后，美国才匆忙地以投掷原子弹来虚张声势地夺取胜利的果实，使战争在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势力的条件下结束。 “在中国战场上，美国曾大量援助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并在日本投降后派兵到中国登陆，其目的不是反对日本侵略，而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战争是争夺远东和亚洲的霸权。它今天的片面对日媾和、武装日本、侵略朝鲜、破坏开城停战谈判等阴谋诡计，完全是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以达其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目的。” 此前数年，在内战形势下，对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尚有某种程度的认可：“中国人民是极其珍贵美国友谊的，美国的友谊援助不仅在中国对日战争中有其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战后的和平建设中也有其重大地位。”但对美国在内战中拉偏架则坚决反对：“中国人民决不能忍受在一百年反不平等条约斗争，特别是八年反对日本侵略的流血斗争以后，重新接受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重新接受另一套不平等条约(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并在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之下，继续接受独裁统治，继续自相残杀的内战，或作某种国际战争的牺牲品。” 但不久，就将美国归入了与日本同类的侵略国家。《人民日报》1946年9月的一篇文章，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逐鹿场上英俄德法日美六个帝国主义势如连鸡，互相牵制，不许一国独占巨利(如三国还辽日俄战争)，侵略形式表现为划分势力范围，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第二期，“苏联扶助弱小民族，日美两帝国主义代替了前期的六个(英国退居次等地位)，日本自恃路近兵强，利用时机，排斥美国，企图独吞中国，侵略形式表现为日寇武力侵入中国”；第三期，“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苏联红军击溃了日寇以后，徘徊海上的美军，认为机会到来，非法登陆中国，嗾使蒋介石发动卖国内战，侵略形式表现为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这篇文章进一步认为：“一百年来，美国在帝国主义群中是一个最后存在的蛊虫，在中国是一个仅存的逐鹿者……逐鹿中国的帝国主义，从六国争逐转到日美双逐又转到美国独逐，卖国贼的出卖方式，从零售转到批法又转到出盘，这说明中国殖民地化已到了成熟期。” 1956年推出了历史课标，是红色中国的第二套历史课程标准，在其中的《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在抗日战争中，“美、英、法三国企图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跟日本妥协。它们唆使蒋介石集团向日本投降”。在提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团结起来了”时，并没有具体展开，没有提及美国。 1995年的胜利日大会上，江泽民正式提及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正面作用，这应该是中国国家元首在国内公开场合上的第一次类似表态： “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给德国法西斯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同盟军一起夺得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胜利；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志愿援华行动，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2005年的胜利日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在提及“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之后，也提到： “美国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了很大支持，英国及法国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我们)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更不会忘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 2014年，习近平在胜利日座谈会上也有类似表述。 历史表述的四大变化 有学者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初中历史教学中抗日战争史内容的演变进行比较，发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日军侵华罪行部分：日本侵华罪行在中历史教学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叙述内容由单一化向立体化发展，全面展现日军罪行；对日军侵华罪行的表述向具体化转变，更加直观。 2.关于正面战场的抗战：更加客观全面介绍中国战场，有关正面战场抗战内容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相关话语系统有所改变，不再使用那种些意识形态较浓的话语体系。 3.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作与冲突：突出合作而淡化冲突。 4.国民党区域的统治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淡化二者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服务于抗日战争这一主题。 5.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由重点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到全面如实反映；关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由仅限于国内到同时注重国外，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不仅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而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66年以来，历史教科书都呈现了基本相似的改变，或许可以将此总结为四大变化： 1. 对国民党抗日的评价日渐客观与正面； 2. 对美国在二战与抗战中的作用日渐客观与正面； 3. 对苏联在抗战中的作用从过度赞颂到日渐客观； 4. 对日本侵略的描述日趋精细化。 总之，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正常化”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都存在所谓“教科书的政治”，并不必讳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 “在确定‘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科书是真正有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兴趣构思、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版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不同志趣的群体对教科书的内涵及其使用方式展开争论，教师和学生也参与到这场争论中。 “将学校课程看作是中立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历史切片的选取、切入、剖析，从来不可能是单纯的，中国如此，列国亦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