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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能够当兵，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与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曾经参加日本陆军特别志愿兵的台湾宜兰县简传枝称：“当年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 愚民洗脑威逼利诱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 这部集合当时一流编导、演员，并由日本首席红星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在台湾播放时反响热烈。在这个氛围下，台湾原住民泰雅族陈干雄当时也奉召加入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 据陈干雄称，日本当时先把曲调哀伤、歌词感人的歌曲拿到各学校传唱，当台湾街头巷尾都能听到这首歌曲时，日本就开拍电影，电影一拍摄完成就轰动全台湾。当时他们出发到东南亚作战前，日本当局还把他们带到台北集体观看这部电影。 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威逼利诱以及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殖民政策下，不少台湾青壮年加入了日军。 对于台籍日军士兵，日本军方从未消除猜疑。据来自屏东客家的邱锦春叙述，他在因缘际会下考上日本陆军军官后补生，在经过九个月训练后，1943年前往名古屋地区的陆军第七航空部队报到，担任日军轰炸机的副驾驶。 邱锦春说，他在名古屋服役时，由于美军已经开始对琉球展开攻击，因此他们的任务多数是载运弹药与粮食，空投给琉球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 他一到部队报到后，队长就鼓惑航空队员说：“人难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为日本、为天皇战死沙场，死后将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队长同时还下令不准其他日本人歧视他。 虽然日军强调对他这个台湾出身的皇军不会有差别待遇，但是在美军攻克琉球后，一趟运送武器到台湾的秘密任务却让他感受到日军对他的不信任：“当时我从名古屋飞到汉城，汉城飞到上海，上海再飞到桃园。队长他们三个人飞了八个钟头，先去休息要我监视加油。加完油以后一出飞机场，前面一个宪兵，后面一个宪兵。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怕我跑掉，我一跑掉飞机就不能飞了，我觉得很生气。” 邱锦春向他的队长提出质疑时，日本队长告诉他加派宪兵是为了要保护他，怕杀手潜伏到台湾刺杀他。 战后凄惨，死魂被囚生者遭弃 二战结束之后，台籍日军的处境相当凄惨，其日后的生活也相当悲凉。至二战结束时止，在20余万台籍日军中，共有30304人战死，约占总人数的14.6%，其中军人占2.7%，军属占22.2%。相较于朝鲜籍日军242341人中22182人阵亡9.2%的阵亡率，台籍日军的阵亡率是很高的。在这些战死者当中，共有2.8万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此外，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亦供奉着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与日本厚生省统计的阵亡人数30304不符)，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亦以日本名字“岩里武则”名列其中。 即使没有成为炮灰的台籍日军，在战后也面临盟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战后共有173名台籍日军被判有罪，其中26名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另外有147名乙级及以下战犯判处有期徒刑。这也大大高于朝鲜籍日军的129人被判有罪和14人被列为甲级战犯。 而对于侥幸生还返乡的多数台籍日军来说，日本政府对他们态度的冷漠更让他们寒心。回到台湾后，这些人因带着战俘的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部分台籍战俘到日本寻求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一些台籍战俘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却以违宪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终身不得求偿。一些台籍战俘当年的军饷，以及存在日本邮局里的存款，也都无从追索。 据披露，一些台籍战俘和日本战俘一起在盟军监狱服刑，被释放后随日本战俘到达日本横滨，随即被隔离，其中的日籍官兵受到了热烈欢迎，台籍日军却进了东京的监狱，补服刑期。原来，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也造成军属的抚恤、索赔，统统将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在印度尼西亚摩露泰岛的原始森林中被发现送至台湾，台籍日本兵问题才开始受到世人重视。 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展开向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的运动。经过多年诉讼，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的抚恤金相比，差别甚为悬殊。 台籍日军的悲凉遭遇，一方面显示了台籍日军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别国的工具，同样也是日本殖民台湾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警醒我们，正是由于当时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才致使台湾割让给日本，让台湾民众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愚弄与压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正逐步迈向统一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烙在台湾人民记忆中的伤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