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作者：汪朝光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国共和谈失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随即渡江作战。两天后，即4月23日，第三野战军35军占领已无城防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此，国民党南京政权在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彻底崩溃。 得知此消息后，正在北京香山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一首名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传世之作。而与此同时，名为下野但仍在老家浙江溪口操控政局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难免心情沮丧，他在其日记中写道：南京失守“尤其对国际，使国家与政府更无立足余地，可痛之至”。 国共两党领袖截然相反的处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国历史大变化的转折，而此时距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还不到3年，为什么本是弱者的共产党能够迅速取胜，而本是强者的国民党却一败涂地，内中缘由自有许多，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未能把握时局，体恤民心，自私自利，贪腐盛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而1948年8月开始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失败也可以说是在内政方面压垮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的稻草。 失控的金子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经济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货币超发、物价暴涨已经到了令人目眩而不可遏止的地步。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价每石高达法币近6千万元，金价每两超过法币5亿元，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此导致国民党控制下的区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民心思变。 为了摆脱财政经济的困境，稳定后方，作拼死一搏，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定实行币制改革。8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旧有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4、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同时规定，金圆券200元兑黄金1两，3元兑白银1两，2元兑银币1元，4元兑美元1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区督导员为俞鸿钧，并由蒋经国协助。为了督促币制改革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同时发表书面讲话，要求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予以严厉的制裁。”蒋介石的严厉态度，说明此次币改不是完全的经济行为，而是自始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迫性，是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要求他们拥护政府决策。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由蒋经国挂帅，成立检查委员会，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铁腕反腐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小试身手，有了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他名为协助，实为主管上海的经济管制，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蒋经国到上海后，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同时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并定期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那才能伸正义，张国法，使一般人民心悦诚服”。不过他也承认，“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过后的事实说明了蒋经国的担忧。 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有关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和秘书陶启明泄露币改机密非法投机牟利被判刑。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和权势利益集团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经济大亨和社会闻人，其中包括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总管、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等，并将杜维屏判刑。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词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过去的座上宾，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国民党的高压强力手段，在币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基本面的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日趋恶化，币制改革便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抵抗。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家，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不足以真正威慑以权谋私的豪门巨富，并且最终因扬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