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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红军游击队 文│毛剑杰 1937年10月，应该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短短一年多，在红军主力北上长征、留守游击队纷纷被打散时，他率领的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却从最低潮时期的30多人，发展到了500人，还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并无军事经验，是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将其推上了一线。 1935年1月，作为先头部队出发“长征”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打游击，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此时任苏区葛源（中心区域在今上饶、弋阳、横峰交界处）区委书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 关英显然缺乏军事才能。防御时常令留守部队筑起碉堡与数倍、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硬抗，弹尽粮绝后，又令部队冲出碉堡拼刺刀，导致部队损失极大；进攻时又往往无视前线敌我实际情况，强令往前攻击、不许后退。 1936年初，关英又无视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联系粟裕部，以为声援。结果遭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处死，两个主力连队也都伤亡殆尽，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至此烟消云散，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 1936年农历6月，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汇合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任宣传部长。不久，游击队司令、政委离队寻找独立团，从此失去联系。紧接着组织部长也走了，再无消息。此时，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而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一把手。 小部队的游击战，至为艰苦。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翻山越岭、踏遍深谷，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山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时时面临饿死、冻死和被捕杀的威胁。 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捕并遭枪杀后，杨文翰游击队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 然而，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这时却表现出了在军事上的过人的天赋。用杨文翰之妻王荣真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打出了影响力，威名震动了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七八个县。 难解的血仇 极盛时的杨文翰，自信之余，竟没有再去主动寻找中共党组织，这使得杨文翰游击队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 在后来的党史研究者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苗头，除了容易滋生山头主义、流寇主义等不良行为外，对杨文翰而言，最现实而直接的危险在于，因为信息完全闭塞，到1937年下半年中共党组织重新找到他之前，他不知道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不知道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更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将1927年决裂了的国共两党又粘合到了一起。 1937年8月，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后，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也在9月24日商定。 国共双方约定：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国民党当局则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即，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总接洽处”，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而杨文翰对这些全不知情。当组织终于找到他时，他表示绝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对于首次听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要信他，你欠了他的债，分了他的田，杀了他的人，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 （《弋阳文史资料》） 他始终反复强调，“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又说：“既然国共合作，他们为什么杀方志敏？为什么杀我们那么多同志？”（《弋阳文史资料》） 1935年，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被俘后在南昌被枪决。由于方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杨文翰亦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对方之死始终耿耿于怀，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