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题的提出
    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俄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农奴制改革为契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历时态看，中俄两国都属于晚发的现代化或称被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按罗荣渠教授的划分标准，两国是受国际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裹挟而踏上现代化道路的[1]（P107）。一般地说，此种现代化类型的国家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其现代化是在本国内部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同时面临强烈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强行启动的，现存的政府往往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中，在长时期内充当本国现代化的实际领导者的角色，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有识之士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维特和李鸿章就是这类代表人物。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出身于俄国世袭的贵族家庭，187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铁路部门工作，后任俄国西南私营铁路事务局局长。1892年升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任财政大臣。1903-1905年任大臣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沙皇政府首届内阁总理大臣。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评价维特是“不仅在这一时期，是沙皇仆从中，而且一般说来在1880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沙皇仆从中都是一个最聪明能干的人物”[2]（P493）。维特在财政大臣任内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着手全面的经济改革，积极和“广泛地运用在俄国存在的独特的经济权力，把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做为国家干预的工具”[3]（P37），加速俄国工业化进程。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从而使俄国得以迅速跻身于国际经济交流的平等成员之列，这些变化都同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4]（P440）。
    李鸿章出身于中国封建官僚家庭。1847年及第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在籍编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65年出任两江总督。1876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达20年之久。从19世纪60年代起创办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后成为洋务派首领。梁启超曾评价说：“40年来中国大事，凡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读李鸿章”[5]（P453），而且“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近20年之事业”[6]（卷3，李鸿章传）。因此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相始终，他的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代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反映在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上，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代表人物”[7]。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维特和李鸿章无论是在家庭出身的阶级属性，还是在从政经历（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二者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异同
    1.变局与改革观之差异
    俄国原为欧洲强国，但自19世纪以来，俄国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长期统治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853年的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俄国的国际地位由此而急剧下降。维特认识到：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那些能够明白的人受到启发，他们发觉俄国在农奴制下是不可能强盛的。”[8]（P161）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俄国已是群情鼎沸，一个共同的口号包含着这样一个精神，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换言之，就是必须结束现存制度。”[4]（P440）
    自1840年英国叩关，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便纷至沓来，在中国领土上争权竞利，天朝大国的土地被列强瓜分豆剖。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和随之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促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境地。身为清廷显臣的李鸿章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看到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9]（卷1）。西方列强何以能骄横一时？李鸿章认为“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弓矛小枪小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10]（卷5）。他因此而感叹中国所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1]（卷24），而“若不及早自强”，则无异于“借火积薪，可危实甚”[9]（卷3）。
    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做何种抉择？维特和李鸿章一致的结论就是“改革”和“变法”。维特面对俄国的落后和潜在的国际威胁，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提出：“除此之外，别无它路，这看来是当今世界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4]（P245），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强调：“俄国之实力应借助于前此解放农民之伟力继续发展，抑或进展缓慢，经至由盛转衰，二者必居其一”[4]（P245）。李鸿章从“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中找到答案，认识到值此“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变计耳”[9]（卷11）。他看到：“五湖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9]（卷19）。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他切身感到“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尚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嫌乎”[9]（卷15）。因此他提出了“外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9]（卷19）的具体方针。
    维特的“改革”和李鸿章的“变法”是有所不同的。李鸿章的“变法”主要是对西方势力的一种被动应激，是摄于西方“坚船利炮”得出的结论，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在他的思想中，中国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臻丕之俗，所以郅治孝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存在”[11]（卷77）。而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的是经济发展要求和政治动荡的威胁，因此维特在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被迫进行微小的政治改革，因为他懂得：“历史每每证明，如果不先在上层进行政治改革，下层是绝不可能搞好经济改革的”[4]（P415）。可以说，维特极为粗浅地认识到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的关系，这是维特与李鸿章改革观的重大差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