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柳永父柳宜、叔柳宣、兄柳三复柳三接、子柳涚、侄柳淇均为进士。
    柳永却于景祐元年(1034年)年近半百才赐进士出身。
    图为戴敦邦的《柳永·雨霖铃》图
    (宋代重文,政府求贤若渴,打破唐科举录取之例,将皇恩覆盖到落榜生阶层,推出了“特奏名”制度。科举考生,落榜并不可怕,只要年复一年地坚持考,考上十年八年,极有可能被取为“特奏名”,赐予功名,终生享受俸禄。)
    1、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减少落榜生
    在唐代,每年各科考试录取者不超过50人,甚至常常是一二十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急需人才的宋初,政府把录取的名额扩大了十倍甚至二十倍,通过科举考试而授予官职者甚众。
    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授官者近万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在位41年,三年一举,共13举,以进士科入仕者4570人,平均每举取351名左右。徽宗在位时,平均每举取680余名。而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至端平二年(1235年),35年间共取士5917人。
    仅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就录取进士190人、诸科207人,在10-15举未考上者取“特奏名”184人,计581人。学子们只要勤奋好学,总会有出头之日。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已录进士28人、诸科100人,人数少了些,引来了抗议。太宗干脆让未录取者进行复试,再录了700余人,为正榜生的五倍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恐怕是录取最多的一次:进士409人、诸科430人、“特奏名”900余人,计1800余人。《宋史·选举志》评曰:“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
    录取多了,不好安置。于是,仁宗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这个规定后来被逐次突破,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录850人。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录987人。这对读书人来说,招得越多,落榜的概率就越低,吃皇粮的概率也就越高。
    2、太祖同情屡屡落榜者,推出“特奏名”
    自隋唐始,科举已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年复一年地参加科举,总还有许多人难以被录取。宋朝对这些屡屡落榜者给予了特别关照。开宝三年(970年),太祖特诏赐贡士(解送礼部应试的举人)、诸科连续15次以上未录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宋人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太祖特别同情这些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认为如果国家不用他们,他们就被废弃了,这多可惜!
    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诏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从此开始。此后,凡省试多次落第者另立册上报皇帝,恩准他们参加殿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这些人称为“特奏名”。
    后来,“特奏名”的条件渐宽,至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试策问试卷写道:“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便被“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
    喊几声“万岁”,就能做官吃俸禄,以致“特奏名”考生比正式考生还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殿试正式考生为140人,“特奏名”却多达900余人。《宋史·选举志》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御试得正名奏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这种特恩,无疑拓宽了读书人的仕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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