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0年，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多已经离世，然而透过那些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
    会议召开时间多次延宕几经变更
    于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召开时间却屡被推迟。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中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事实上，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召开七大，曾有过多次动议和酝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再三向后推迟。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全会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高级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已指日可待。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七大。后因张闻天与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工作和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党代会
    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次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一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建造礼堂时，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从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