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除了旗袍外，上衣下裙仍很流行。只是衣衫渐短至腰，衣袖渐短至肘，下摆由直变成弧形甚或圆形。裙子也渐短，但仍达于小腿部位。到了30年代，裙子逐渐短至膝盖。这一时期，不论是旗袍还是其它服装，女装的设计和剪裁上，改变了单纯采用直线使胸、肩、腰、臀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办法，而开始使用弧线、曲线，使衣服更加合身适体。这标志着中国的女性服装已开始迈向近代化的进程。
    20年代初，欧美女式服装成批进口的现象开始出现。“衣则短不遮臂，袖大盈尺，腰细如竿，且无领，至头长如鹤”，种种形制的进口女装出现在中国市场上。这种舶来女装在上海等大城市，“一箱甫启，经人道知，遂争相购制。”（33）比起20世纪初，文明妇女只敢着男式西装，当又是一番景象了。
    20年代起，妇女的服饰，名目愈来愈多，大衣、西装、马甲、围巾、手套，胸花、别针、手镯、戒指等等，在女性中逐渐流行。至于发式，20年代后期重又流行剪发。到了30年代，女子烫发业也传到中国。女子服式呈现中西交融、古今交融的多样化景象。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服饰史上重要发展阶段，女子服饰的变迁，显示了如下几个特点：
    1.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女子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向是适体、方便。在民族文化交融、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旗袍为主装，传统服装与西式服饰并行的女子服饰新格局。
    2.服饰变化节奏加快。传统的官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从皇后服饰到品官夫人的补服一经定制，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什么变化。民间服饰虽是动态的，但变化的节奏缓慢、幅度较小、周期甚长，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节奏明显加快，女子服饰变化节奏也加快，尤其是到了20年代后，女子服饰年年有变，甚或一年数变，当然有大变亦有小变，总之近代服饰文化显示出更大的流动性。
    3.服饰流行趋向呈多元化。不同阶层的妇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各异，加之其它客观条件的制约，追求的时尚呈多元化。一般文明妇女受新思潮影响较多，多追求服饰的朴素典雅、端庄大方，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更喜欢西式服装。女学生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一般穿着简朴素淡。青楼女子和一些官宦巨商大贾的妻妾，则刻意追求新奇华贵。特别是青楼女子，经常奇装异服、浓妆艳抹炫耀于人，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开穿戴某种新式服饰风气之先，某种意义上起了服饰模特的作用。而在这些人身上，更多地打上了半殖民地社会的印记，以洋为荣便是她们普遍的心态。
    4.服饰文化上的地区差别加大。在服饰保持相对稳定或变化节奏缓慢的情况下，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差异相对较小。而进入近代社会后，地区差异则日益明显加大。由于受经济发展和交通、传播媒介等多方面的限制，乡村比城市、内地比沿海、小城镇比大中城市新式服装的流行往往要迟一、二年甚或数年、十数年。
    5.“时装”的出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时世妆”，但这种时髦、流行的服饰，与近代意义上的“时装”有质的不同。“时装”是一个近代社会中的概念，其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随意性，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可以不受某种人为的限制，随意选择。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衣冠等级限制消失，服式、纹样、色调等方面的种种禁忌被冲破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大批量生产某种服饰成为可能，又为时装的流行创造了物质条件。上海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到了二、三十年代，也便成了全国服饰中心，新式服装由此向四周辐射、推广。据说，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到上海来（34）。上海的一衣一扣、一鞋一袜，又都足以影响全国。近代以来报刊杂志渐趋发达，20世纪初仅女子报刊即有40余种，这些报刊在传播服装信息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女子服饰的自发流行，开始变成有意识的传播，时装时代悄然来到古老的中国大地。
    注释：
    ①本文主要指当时变化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城镇女子服饰。
    ②金山县《重辑张堰志》，卷一，区域、风俗。
    ③《旧京琐记》，卷一，俗尚，第39-40页。
    ④《清稗类钞》卷91，第91页。
    ⑤《北平风俗类征》，第240页。
    ⑥《清稗类钞》卷91，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