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俄国与阿富汗在中亚平狄发生武装冲突。俄国势力的南下及对英印帝国的威胁引起英国政界的恐慌，英俄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在欧洲的外交孤立，英国权衡利弊得失后，放弃了战争解决危机的初衷，于1885年9月与俄国达成有关阿富汗边界的议定书。平狄危机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而且发生在中亚地区，但它的发生和解决都与英印帝国的防御及近东海峡问题紧密相连。
    一、平狄危机的历史渊源
    平狄危机发生前，英俄在中亚有两次严重对峙。第一次发生在1836-1838年，由波斯出兵赫拉特引起。俄国支持波斯兼并赫拉特，企图利用波斯对赫拉特的主权要求，趁机向阿富汗扩张。阿富汗和赫拉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对英国至关重要，英国一向把阿富汗视为印度西北的门户，而赫拉特在历史上曾先后隶属过波斯和阿富汗，实际是相对独立的王公领地。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指出，赫拉特“……通向阿富汗的喀布尔和阿达罕，是侵入印度的天然之路”[1]（第2卷，P204）。因此，当波斯侵入赫拉特时，英国政界高层官员立即意识到，波斯的意图如若得逞，等于俄国控制了通往印度的门户。1836年，英国驻波斯使节埃利斯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写信道：“必须把阿富汗看作是我们印度帝国的边界”[2]（P12）。印度事务大臣霍布豪斯在下院呼吁：“明智的政府应看到：赫拉特独立是中亚最重要的事情”[2]（P14）。帕麦斯顿也认为，“波斯的成功……将使我们在印度的处境十分危险和难堪”[1]（第2卷，P205）。出于对英印帝国防御的担扰和焦虑，1838年8月英国政府警告波斯，若不从赫拉特撤兵，英国“将视为对英属印度领地的侵略而对波斯宣战”[3]（P79）。英国的强硬态度，迫使俄国放弃对波斯的支持，波斯随之对赫拉特偃旗息鼓，赫拉特冲突得以平息。
    英俄在中亚第二次严重对峙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一方面，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与法、奥等国结成克里米亚同盟，使俄国在近东和海峡地区的扩张受挫；另一方面，英国通过1857年的《英波协定》，迫使波斯放弃了长期以来对赫拉特的主权要求，使俄国感到英国在中亚的势力骤然增长。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决心加强高加索防线，并逐渐向中亚蚕食。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俄国先后吞并了中亚的塔什干、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使其中亚属地接近阿富汗边界，导致英俄关系再度紧张。对俄国扩张事态首先作出反映的是英国驻印度官员，他们认为，阿富汗北部是英印帝国防线中“最薄弱的环节”[1]（第3卷，P72）。1867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劳伦斯建议政府与俄国谈判并签订必要的协议。1869年初，英俄两国就阿富汗问题开始谈判。双方认为，应在英俄亚洲属地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地带，避免两国直接冲撞。俄国提出将阿富汗作为中间地带，英国坚决反对，理由是“阿富汗北部边界含混不定，它不具备英俄两国所希望的中间地带的条件”[2]（P25）。英国担心，若将阿富汗作为中间地带，俄国将不断挑起与阿富汗的边界摩擦，从而为其向南扩张制造借口。而英国将中间地带向北推移至阿姆河的主张，也未能被俄国接受。双方的意见分歧使谈判一度搁浅，1869年秋才得以恢复。此后，英俄通过四年时断时续的谈判，终于在1873年签订两点协定，第一，双方同意阿姆河为阿富汗北部边界；第二，俄国政府向英国保证：“阿富汗不在俄国势力影响之内。”[4]（P142）协定签订不久，近东危机与俄土战争接踵而来，欧洲战事暂时掩盖了英俄在中亚的尖锐矛盾。
    从以上两次冲突看，英国关注阿富汗问题，主要是把它作为确保英印帝国安全总战略的一部分。此时英国还未能把中亚问题与近东及海峡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就俄国而言，向中亚的扩张，除了是其周边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外，把中亚作为近东战场的副战场，是其更潜在更险恶的目的。俄国史学家斯捷比洛格指出：“俄国……把中亚细亚战场看作是…黑海近东战场的副战场……向阿富汗、印度方面的进军，只是作为一种对策。借着这一对策的帮助，使不列颠政府在近东仇俄政策受到影响。”[3]（P133）因此，不管英国是否意识到，英俄在中亚冲突一开始就与英俄在海峡和近东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二、平狄危机的发生
    平狄危机既是英俄在中亚长期争夺的产物，也是1875-1878年近东危机后英俄两国在近东地区角逐的延伸。1878年柏林会议，英国利用俄奥矛盾，不仅伙同奥匈逼迫俄国放弃了俄土战争所获得的部分成果，而且离间了“三皇同盟”的关系。柏林会议后，英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两国在中亚和近东始终处于互相戒备和敌视的状态。
    从英国方面看，虽然通过1878年《柏林条约》获得了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加强了对俄国在海峡地区动向的监视，但由于俄国获得小亚细亚的巴统和卡尔斯等地，英国提出的“战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海峡自由航行”的要求又未能如愿，英国战舰不能进入黑海打击俄国，便不能有效地阻挡俄国从陆地向中亚的扩张及对英印帝国边界的骚扰。近东危机前，英国在中亚寻求对俄国向南扩张进行限制的“防御政策”，近东危机后，“防御政策”逐渐被“前进政策”取代，即控制阿富汗，把英属印度边界的防御向北推移，阻挡俄国向印度的逼进。英国驻印度总督利顿强调：“阿富汗是英印帝国的门廊，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反对任何国家对它的侵入。”[2]（P39）他的这一观点对“前进政策”起了积极作用。索尔兹伯里1878年继任外交大臣后支持利顿的主张，尽管他认为“防御是英国最基本的政策”，“俄国向印度的进军纯属妄想”[5]（第2卷，P72），但他设想的“不在喀布尔，就在赫拉特……等关键地方打击俄国”的策略，实际把英印帝国的边界防御大大向北推进。索尔兹伯里明确表示：“如阿富汗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要用战斗保卫”，一旦俄国向阿富汗进攻，英国舰队通过海峡打击俄国是“必要的”[4]（P142）。这也是他在柏林会议上代表英国政府发表关于海峡特别声明的潜在目的（注：索尔兹伯里在柏林会议即将结束时代表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声称英国仅对土耳其承诺保持海峡关闭的义务。）。为实施“前进政策”，英国于1879年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通过与阿富汗签订《冈底马克条约》，英国从阿富汗获得许多权益，最主要的是阿富汗对外事务由英国驻印度总督控制。此后，阿富汗理论上是中立的缓冲国，实际成为英国的保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