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清史”与“旧清史”研究路径的差异
    总体而言，以往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朝代更替论”作为阐释的框架和基础，虽然近代以来引进了进化论的视角，但按朝代划分观察中国历史演进的模式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即基本上以汉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的交替变化作为叙事的主流线索，那些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则被视为支流，大多只能依附于主流线索的叙述之下。这种主流叙事还认为，那些由异族入主的王朝要想获得统治合法性，必须经过汉人文明的熏陶与规训，才能真正有资格融合进“中国”的版图。汉人所具备的统治合法性，其优势并不在于占有多大面积的土地，而在于拥有改造其他族群的强势文化力量。即使当年中原被金人攫取，元代更是屈居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汉人文明的辐射和同化能力仍是不容置疑的强大，故有人把此现象归纳为“汉化说”。在王朝历史演变序列中，清朝虽有明显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异族入主特征，但仍理所当然地在“汉化”的历史脉络中扮演着一个接续传统的角色。
    近些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新清史”的研究派别，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却彻底改变了“清朝”历史在传统朝代接续脉络中的位置，构成了与“旧清史”叙事截然对峙的探索风格。新清史认为，满人崛起于东北，却仅以二十万之众征服了中原和江南，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朝代更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满人的崛起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传统认识。传统“中国”的范围约定俗成地以长城为界，人为地隔离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关系，进而形成以汉人文明为中心、以长城外的“夷狄”居住地为边缘的“中国”疆域格局。满人作为一群智慧远超前代的“征服精英”，则彻底摧毁了长城的隔离功能，改变了汉人政权对“中国”的狭隘定义，他们建立的新型王朝并非遵从以往汉族统治的传统，而是娴熟地运用了“满洲特性”。
    如果较粗略地进行归纳，新清史观点和以往的清史研究相比较大致有以下三点区别：首先是新清史强调“断裂”，旧清史强调“延续”。新清史认为，满人采取的政治制度虽然在表面上延续了明代的若干传统，如对内阁六部制度的继承，但在更多的制度运作方面有所创新。比如：军机处就从带有临时性的纯粹军事咨询组织转变成了一种常规的政治治理机构，由此提高了统治效率。密折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传统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强。各地分布的八旗驻防使得汉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染上了颇为浓厚的异族色彩。内务府的设置与运行严格了宫廷内部的礼仪规范，与明代的内廷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宦官外戚干政的现象也由此完全绝迹。清宫中实施的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礼仪也是明代宫廷中所阙失的。[1]
    与新清史的观点不同，一些近代学人多从传统“夷夏之辨”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强调清朝的“断裂性”。如钱穆就认为，清朝是一种基于野蛮特性的“部族政权”，与汉人建立的“士人政权”完全异质，这种政权的特点是由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因此是私心的，他们实施的一些举措不算是政治制度，只能算是一种法术，与长期熏陶于儒教文化之中的汉人政权有天壤之别。钱穆在界定清朝的性质时显然是拿汉人文明的尺度衡量其价值的优劣，其背后的隐语是满人只有接受汉人的先进文化才能步入文明的境界，才具有延续前代王朝正统的资格，这种看法可以说是“汉化论”的极致表现。[2](P143)钱穆的论证虽基于传统汉化的历史观，对满人的统治给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却恰从反向证明了满人在实施统治时具有和汉人王朝不一样的族性特征。这就涉及新清史与旧清史研究路径的第二个差异：前者强调族性“区分”，后者强调文化“涵化”。
    以往的清史研究认为，满人统治成功的经验完全建立在对汉族文化的汲取之上，同时也完全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落后野蛮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惯，或者说完全取决于其“汉化”的程度。新清史则认为，满人之所以在疆域拓展的广度和幅度上超越前朝，并实行了有效统治，恰恰是依靠区别于“汉化”的所谓“满族特性”。新清史特别强调要从“种族性”的作用或“族群认同”的角度观察满洲的创建及其扩张。受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在他们的眼里，族性不仅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并非只具备认同融合“他者”文化的特性，还具有反抗中心统治霸权的抵御功能。这种自我建构和认同与“汉化说”所叙述的普遍主义式的历史解释有所区别，从而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满语”的发明即被认为是满人建立自身以“族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标志，它清晰地把满人与作为“他者”的其他族群隔离开来。满语创建的意义在于既隔离“他者”，同时又凝聚族人。欧立德（Mark Elliott）更强调满人区别于汉人的共同认同感在其统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称之为“满洲之道”，内容包括娴熟骑射、秋狝围猎、通习满语及节俭之俗，还有如敬天法祖的国策等等。[3]
    欧立德提醒我们注意，清朝统治合法性建立的基础与前朝有所不同，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在巩固满洲自我认同的同时，善于兼容其他族群的信仰和习俗，才使之拥有远超前代的疆域和领土。[4]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称之为皇权在法令、实录及各种纪念物中体现出了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共时性表达方式。[5]比如，早期努尔哈赤的身份不仅是本族族长，而且还是蒙古可汗，以后乾隆帝所拥有的头衔更是繁复庞杂，既是汉满族群的共同君主，又是蒙古人的可汗，藏人的文殊菩萨转世。清朝皇帝本身拥有各种政治与宗教头衔，具备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多维品格，体现出对各类臣民复杂多样之宗教信仰的认可。虽然我们无法判断乾隆帝是否真正信奉喇嘛教，但清朝显然不是如前朝那般仅把儒教作为单一的立国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清朝对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宗教信仰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政策，才使得各种异质文化因素能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