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9日，上海各大学学生在江湾市政府前跪地情愿，呼吁政府出兵抗日。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凝重回顾这段血与火的办学历史，谨向当年为传承中华血脉与文脉艰苦撑持的教育界前辈致以崇高敬礼！承平建设年代，我们也应该居安思危，牢记教育乃民族血脉与文脉之系。
    战火祸及上海学校
    综观历史，不难发现，比起深受内外战争困扰的那些兵家必争之地、不断拉锯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近代上海及其教育界无疑要幸运得多、安全得多。
    然而日军侵华战争截然不同。两次较大规模的淞沪战争直接将战火燃烧到上海的土地上，给毗邻战区的学校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物质损失。据上海市教育局统计，一.二八战役，小学有81所被毁,损失折合280余万元；中学31所被毁，损失189万元；高校方面，同济大学校内建筑几近全毁，上海商学院、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艺术专科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校之房屋与设备基本被毁。截至7月20日统计,占全市立案高校总数80%的17所高校横遭战祸。
    八一三战役，上海教育界损失更惨重，据上海市社会局调查,仅8月13日至10月15日期间,上海14所高校损失即达6623159元；校舍全部被炸毁的有四校（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商船学院、东南医学院）；大部分被毁的有三校（同德医学院、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局部被毁的有三校（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校舍被占领的有四校（沪江大学、国立音专、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教育事业的损失更加惨重。大夏大学后撤至苏州河以南，成为军事争夺之焦点,其校舍多半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全部损失约200万元以上。中小学校受损更甚。据上海市教育局战后统计,中等学校校园全部被毁的有29所,内有10所未能复校；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学校共有271所,损失金额近2亿元。
    遭此两次重创，上海教育界损失巨大。尤其是八一三战役后,上海沦陷,在敌伪统治下,战区各校无法重建,不少受灾学校特别是小学校被迫停办，战前黄金十年上海所达到的教育发展高度和速度被强行削阻，其损失实难以金钱计。日军对上海文教机构的破坏绝非殃及而是蓄意。毁损中国学校，阻断中国文脉，正是其侵华险恶用心之一。
    迁徙与留守
    显然，在战争大环境下寻求相对安宁的校园环境，努力安放平静的书桌，是粉碎日寇阴谋、保护读书种子、保存民族血脉与文脉之在所必举。为此，上海各校选择了向内地迁徙和向租界聚集的两种举措。
    向内地迁徙的主要是公立高校和部分私立高校。内迁之路，道阻且长。尽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校内迁有所计划，但战争非常环境下计划远不如变化快，随着战火的蔓延，内迁各校被迫数度辗转。同济大学从1937年9月开始撤离上海，途经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与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不断被战火逼迫迁移复迁移，直至1940年10月才最终迁抵四川李庄。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也历经种种磨难，从上海经江西庐山，最后分别抵达重庆和贵阳。还有近年引起学界关注的东南联合大学，这是教育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拟议的计划，主旨是为那些因保持民族气节自行关闭的沪地高校之学生提供继续求学的机会。据此，在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为主任的该校筹委会领导下，尚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上海20余所专科以上学校陆续迁往浙江，由金华而定址建阳。最后因教育部的朝令夕改，东南联大的文理商三个学院和先修班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浙江英士大学。其存世虽仅一年有半，却吸引和安顿了一批青年学子，为其提供了战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甚至还培养出后来享誉世界的若干木刻艺术人才。
    向租界聚集的主要是中小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内迁华人高校的在沪分校。
    在日军尚未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租界成了阻隔战火的暂时的安全岛。但孤岛空间有限、承载力有限，如潮之各地难民加上陡增的学校师生（来自沪地华界学校和江南沦陷区失学青年），孤岛更显拥挤，几乎每所学校都人满为患。于是，二部制交替轮流使用教室、各校共享有限的教育教学资源，或一校分作数地上课等，上海的办学者施展“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身段，无奈地最大限度利用了孤岛的物理空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典型者如慈淑大楼（原国货大楼）内“蜗居”着大学、中学、补习学校不下十余所，门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不少学校居无定址，连租界当局办理的“局设”学校亦复如此。如公共租界五所华童中学，仅1937-1940年四年内，就有3所搬迁了3次，2所搬迁了2次。频繁的校舍变迁给师生造成很大困扰，办学条件艰苦异常。
    比起千里辗转大后方的同伴们，留守沪地的学校师生，还有另外两重苦厄。其一是日伪的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等皆因坚持抗日活动、拒不与汪伪合作而惨遭杀害。其二是重庆政府的可能性误会。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有指示，要求沪地各校坚持抗日立场，绝不与汪伪合流。如复旦大学滞留上海的部分师生，在李登辉校长带领下，于租赁的楼房内坚持教学，居然设立了文理法商四个学院11个系，开出整整90门课程，着实不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孤岛沉没，上海的学校失去了最后一点荫庇，不少学校改名以躲避日伪的控制，如交大沪校改名私立南洋大学；也有些学校宁愿壮士断腕式地停办也不向日伪登记，如沪江大学、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
    总之，无论是迁往内地还是留守沪地，无论孤岛时期还是孤岛沦陷，上海的教育界始终坚守在文教兴国的第一线，在看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进行着韧性的战斗。
    读书不忘爱国
    弥漫在城市空气中的抗战硝烟，坐实了文教兴国的抽象意义，把读书求知与爱国救国具象地连接在一起。静如处子的学问审辩与动如脱兔的社会活动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作为城市市民中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素养的社会群体，抗战期间上海各校学生参与爱国社会活动有着群体化组织化的鲜明特征。
    近现代学校是建制化的知识人共同体，学校的专业系科、年级班级是学生习以为常的组织建构，是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形式依托。实行自治的各类学生社团更是直接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上海恰是新式学校和学生社团特别发达之地。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这些因素在爱国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之领导人与策略英明是沪地学运健康发展的重大组织保障。1937年起一直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晓，由中共中央亲自“点将”来到上海后，认真总结并吸取了1935年前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几乎所有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被破坏的惨痛经验教训，实行了适应上海城市特点的地下工作方针，以及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工作方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学生、教师和一般失业失学青年是“勇敢的抗日的先锋队伍”，应努力用种种方法组织领导他们，根据他们的痛苦，加强政治教育，以发挥其先锋作用。为此，陆续建立了专门的负责学生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学生运动委员会和教育界运动委员会。
    在连绵不断的上海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中，规模影响较大的，全面抗战前主要有：抗议济南惨案（1928.5）、九一八事变和第一次赴京请愿（1931.9）、第二次赴京请愿（1931.11）、包围市政府、捣毁市党部和成立民众法庭（1931.12）、第三次赴京请愿（1931.12）、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1）、参加一二九运动（1935.12）。1937年全面抗战后主要有：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的支前、战地服务（1937.8-1941.12）、战地服务、宣传抗日、募捐支前（1937.8-9）、节约就难运动（1937）、支援八百壮士（1937.10）、参加“保卫大上海运动周”（1937.11）、护校斗争（1938）、劝募寒衣运动（1938.9）、反汪投敌斗争（1938-1940）、打入日伪组织，开展合法斗争（1940-1945）、救济失学义卖活动（1944-1945）、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1944-1945）等。
    在这些运动中，学生们除了各校集体行动之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或影响下，还成立了跨校的全市性学生联合团体，实行有效地统一组织和指挥。比较著名的全市性学生团体有：1931年9月成立的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935年12月成立的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翌年5月，两会合并正式成立上海学生救国会；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大中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成立的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等。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的学生们充分运用了新式学校所赋予的现代文化知识与技能，采取了请愿、游行、集会、演讲、座谈、讲课、演剧、歌唱、送旗、讲故事、画漫画、发送传单、发表声明、街头宣传、报刊撰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开办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军营慰问、代写书信、劝募寒衣、义卖义捐、推销救国公债，以及制作防毒面具、棉背心、棉军鞋和急救包、组织救护训练班或参加救护学习、照顾伤兵等各种合法、公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间接地参与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运动中，学生们善于借助报纸、记者等大众传媒，使得其爱国立场和主张超越了时空阻隔，为全社会广泛知晓，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教会学校的学生更是注意利用其独特的国际化传播网络，开展了国际宣传活动，呼吁全世界学生们联合起来，抵制日货，制裁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国际学生界的道义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