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集中营。
    抗战时期外侨概况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有数量可观的外国侨民在这里工作、生活。这些外侨与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相当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经济活动、政治态度、家庭与个人命运，通常也随着其母国的命运变迁而变迁。
    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居住的外侨，总数为72940人，其中，日本人最多，20679人，英国人次之，9243人，再其次为法国、德国。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以后，受战事影响，一部分外侨，特别是欧美侨民离开上海，而日本人大量增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到1942年底，英国人、美国人大幅度减少，英国人减少到5865人，美国人减少到1369人，法国人略有减少，德国人略有增加，日本人则大幅增加，达94768人，超过其他外侨总数。
    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将英、美等十余国侨民六千多人关进去，历时两年七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极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是上海外侨生活中最为苦难、最为特殊的一页。战争结束以后，大批侨民离开了上海。到1945年底，上海外侨总数还剩下122798人，其中日本人占了一半以上，为72654人，英国人还剩下670人，美国人还剩下290人。法国人、德国人因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影响不大，所以，1945年底，都还有两千多人。（见表1）
    外侨的斗争
    居住在上海的外侨，特别是站在德意日轴心国对立面的属于同盟国的英国人、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1937年11月13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S．Franklin)代表租界当局宣称，工部局保持中立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孤岛时期，其实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的。
    其一，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地区、后来策划成立伪政权以后，公共租界一直不承认日伪政权，而认重庆政府为中国政府，租界内所设立的代表中国政府的特区法庭，亦为先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下辖的上海地方政府所委派。
    其二，公共租界竭力抵制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权对租界权益的侵夺。日本人一直想努力通过工部局董事会的选举，增加日本董事的名额，英、美等国侨民一直设法抵制，使得日本的图谋落空。
    其三，公共租界在事实上支持租界内的反日活动。一如当时日本人所说：
    租界当局一方面主张租界的中立，另一方面，租界宛如蒋介石政权的敌中司令部和排日的根据地，而租界当局对此持默许态度。(植田捷雄:《上海租界问题的发火点》，载《中央公论》，昭和十四年9月，第94页。)
    在这种特殊格局下,上海租界的抗日地下组织有二十多个，其中最为积极的是:重庆军事委员会直属的淞沪特务工作队、苏浙皖三省特务别动队、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部、新编第四军上海办事处，以及蓝衣社系统的中华铁血青年团和铁血除奸团等。这些抗日地下组织由上海各机关党团特务队联合办事处(简称特联处)统一指挥，且与分布于上海周边的忠义救国军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部队保持联络。重庆政府为他们提供活动资金和武器弹药，他们的情报网遍布上海租界，对于日伪维新政府的要人动向进行监视。在工部局警察中，华人占一半以上，一般说来，他们态度倾向于抗日。抗日地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破坏维新政权。从1938年3月至1939年2月的一年内，反日事件高达七十多件，平均每5天就发生一桩暗杀案件。
    众所周知，如果不是这一特殊的格局，谢晋元率领的抗日壮士，假如没有租界作为缓冲，是很难逃出去的。
    在近代上海奇特的政治格局下，各国侨民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反法西斯斗争。
    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在上海结识了日本反战人士中西功、尾崎秀实等人。日后，左尔格到东京拓展情报工作，就是在尾崎秀实的协助下，他获取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的战略部署等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抗日复国为宗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长期在上海活动。1932年，朝鲜义士尹奉吉用炸弹袭击日军，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炸得日军胆战心惊，轰动一时。
    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包括上面已经述及的尾崎秀实、中西功等，还有下面将会述及的鹿地亘（1903-1982）。
    尾崎秀实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担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他与鲁迅、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都有很多交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他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共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他后来回到日本。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定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秀实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他后来与佐尔格两人被日本当局秘密绞死。鹿地亘是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捕入狱。1935年，他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并致力于《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后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下进行反战工作。1945年，他在重庆，单独受到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
    “八一三”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时，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求助英国朋友和美国红十字会，为新四军争取了一大批国际援助。
    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参加新四军,在山东作战时牺牲。奥地利人罗生特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参加新四军,担任纵队卫生部部长。至1937年底,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451人,另有白俄300余人加入中国籍,为中国作战。
    1937年，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倡导的南市难民区，成为数万难民的庇护所，也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雏形。
    1938年3月，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1939年，“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携带大量军需物资，包括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斗争。
    1939年至1941年，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60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
    1941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从上海秘密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救助新四军伤员，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