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最通行的自行车款式
    
    
    ◎抗战前，买一部单车，相当于一个苦力三年的工钱
    ◎1936年，广州平均每一两百人才一辆单车，比今天的汽车还要稀缺得多
    ◎1930年，在广州拥有一辆单车，每年要交八块多大洋的车捐，非常之高
    趣说民国广州的单车
    1 给交警配发单车，用以追捕肇事汽车
    自行车在民国时期有很多别名。
    抗战时，《大公报》出过一期《自行车专页》，刊有这么一段话：
    自行车，又名“自由车”，《辞源》上叫“自转车”，习俗叫做“脚踏车”，还有人颠倒过来叫“踏脚车”，北方又叫“钢丝车”。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钢丝车，其不合理与北方叫人力车为“胶皮”一样。自行车、自转车与自由车亦名实不符，最相称的还是脚踏车，但踏脚车又似费解了。
    到了广州，自行车又叫“脚踏单车”，简称“单车”。如1930年7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公报称：
    本市汽车时有伤毙人命之事，其中能将司机捕获惩办者固多，而被司机乘机免脱者亦时有所闻。此虽截车之法尚有未周，而警察跑步追车亦极困难之事。故除已积极筹划截捕汽车善法外，昨并通饬各区，对于交通警察，授以驾驶单车技能，将来拟置备脚踏单车多辆，发给各交通警察，以备追捕汽车之用。
    市区汽车多，常出车祸，肇事司机多驾车逃逸，交警凭两条腿去追，肯定追不上，所以局里决定给交警配发单车，让交警骑着自行车追捕肇事汽车。
    1931年初夏，广州市公安局果真将计划付诸实施，给交警配了自行车，不过不是每人一辆，而是每三人一辆。为什么不能增加到每人一辆呢？因为那时候的自行车比较贵，无论是买车还是养车，都要花很多钱。
    抗战初期，广州市区中学生选用的国语教材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菲律宾华人小学生朴兴桥捐款抗日的故事。朴兴桥说：“我在学校里当童子军，想买一辆单车，可是家里穷，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每天把零食钱放到一个竹筒里，攒了整整三年，终于可以买一辆三十五块钱的单车了。现在日本人打我的同胞，我决定不买了，把这些钱送到中国打日本人！”
    三十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日军侵入菲律宾前夕，普通店员月薪才九块钱，不吃不喝攒小半年工资，仅够买一辆自行车。
    上海沦陷时，一部全新自行车七百多块，那时工人的工资有多高呢？平均两百多块(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一个月。换句话说，对工薪阶层而言，买全新自行车需要积攒三个多月工资，买二手自行车也需要积攒两个多月工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大作《为成都人叫魂》当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单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所以对那时候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花一百多块大洋买辆自行车，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绝对是一次相当奢侈的消费。
    鉴于自行车如此昂贵，所以普通市民在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万一哪天被小偷顺走，那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
    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市井新闻：某小偷正偷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被车主阿唐抓住了，阿唐发了疯似地打他，差点儿把他打死。一辆破自行车而已，至于吗？原来阿唐是一个报贩，每天凌晨都要骑车赶到报社领报纸，自行车就是他的饭碗，而这辆自行车是他借高利贷买下来的，欠债还没还清，真被偷走的话，阿唐只有跳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