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关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探讨二战以后的英美特殊关系，而有关近代英美从敌对到和解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的系统研究尚付诸阙如。实际上，这段历史对英美日后的结盟以及国际权势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探究是颇有必要的。
    出于上述考虑，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近代英美关系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英美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
    1783年，美国取得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民族建立并捍卫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成功地迫使英国承认了美国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与英国--自己的前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一度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其性质由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冲突演变成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斗。
    从1783年到19世纪末，作为北美地区的两股最强大力量，美国和英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可谓龃龉不断。（参见表格1-1）
    表格1-1资料来源：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349页、第358页；第二卷，第335页、第336页、第340页、第350页，第358页、第360页；第三卷，第265-266页。2.Ritchie Ovendale,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acmillan Press Ltd,1998,P1-5.
    以笔者观之，美英冲突的深层动力首先来自于体系层次，即以英国为中心的大洋国际体系（或曰Pax- Britannica）与正在逐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国际体系之间的争斗。从全球历史的视角来看，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项意义深远的权力转移。“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西海岸……最后将海军和殖民权势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屿出发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底盘的水溢入下一个底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跨过大洋。”① 美国独立以后，这种业已进行，并且将长时期继续的权势转移，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目的地，即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18-19世纪的历任美国当权者也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其表现就是著名的对欧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它早期的含义是“华盛顿遗训”中业已提到的：竭力避开欧洲国际纷争的牵累和危险，集中精力于美国的繁荣和扩张。此后到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正式提出时，美国在美洲的扩张已基本完成，所以“孤立主义”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争取对整个美洲的控制，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独立的美洲国际体系，对此欧洲无权干预，而美国也无意卷入当时革命、复辟与国际纷争四起的欧洲。上述内容成为早期美国制定对外政策中不可违背的最高原则，美英关系也不例外。为此，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曾告诫后来的总统门罗：“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的友谊是值得争取的，但其前提必须是我们建立了美洲体系”。[1]（P5） 然而，美洲体系作为正在形成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英国原有的海洋霸权体系范围之内的，前者极强的独立性、排他性及其范围的不断扩展，势必要与享有全球优势的后者的既得利益发生抵牾。可以看到，在19世纪前60年中，美洲体系苦苦挣扎欲破茧而出，而大洋体系则遏制围堵、软硬兼施，两者频繁的争斗正是两大体系结构性冲突的写照。
    其次，英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地缘政治所致。换言之，英美两强在北美的地理空间分布和对立的国家利益追求相互作用，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独立的美国崛起于美洲大陆，作为与之相邻的北美另一强权，英国受到了其直接的冲击，它十分自然地把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视为天然的潜在敌人。而且，英国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理论，及其日后在北美洲和中南美的扩张活动感到不满。更让英国感到愤怒的和无法容忍的是，“在美国连自身的地理疆域都尚未确定之时，它怎么能对英国将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说不”。② 这一点大大助长了它对美国的敌意。而就美国而言，它希望在美洲范围内排斥英国的影响力，这既是为了巩固美国独立后的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美国在美洲扩张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遑论客观上英美两国在加拿大以及北美的其他地区有着漫长的存在争议的边界线尚未最终划定；两国又都寻求在整个美洲地缘政治中的排他性优势地位。对于上述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美英之间不可避免地先后在北美、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多次的博弈和角力。
    第三，在美英这种恶性关系中，历史的、心理的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应该说英美之间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产物。战后，英美双方的恶感难以很快消除。其结果，一方面，英帝国对失去北美这样一块重要的殖民地备感切肤之痛，对新生的美国充满敌视和不信任，因此从未放弃任何能够促使美国削弱崩溃的“良机”，为此英国不惜招降纳叛，甚至是直接干涉。正如美国外交官亨利·亚当斯所言：“英国人的心理是天生倾向于叛乱的--只要它是外国的叛乱。”[2]（P846）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在当时君主专制国家林立的国际权势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国家安全与统一时常受到来自内外的威胁。所以，对于英国，美国更多的是怀有戒备、防范的心态。
    而且，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不信任和恶感反过来也导致了误解，放大了两国间实际利益的矛盾，建构了一种难以缓解的“霍布斯”式政治氛围，③ 导致许多矛盾无法诉诸理性或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在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前，当时的英国正忙于在欧洲大陆组织反法联盟的战争，主要注意力在欧洲，无暇顾及美洲事务。但美国总统麦迪逊却夸张地警告道，“英国时刻准备着对我们不断增长的繁荣和国家生存给予致命一击”。上述风险当时并不明显，但麦迪逊的表态却恶化了气氛，使得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已无可能。对此，一位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曾无奈地感叹道：“除非我们改朝换代，否则，无论如何他们（美国人）都倾向于诉诸战争。……外交让步恐怕难以令他们满意。”[3]（P312） 这也表明，英美尚需时日和其他因素的推动，彼此间相互磨合、调整，方能有望改善关系。
    最后，其他一些偶发性的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使得这一时期美英危机不断甚至爆发过短期激烈的战争。如经济上，在一段时间内英国拒绝向美国开放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市场的经济保护主义做法，令后者颇为怨愤；又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为了打击法国，强制实行的“航海法令”（强行征用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船只及其水手为其服役），几乎导致“美英关系坏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最终，所有冲突和矛盾在1812年达到高潮并触发了英美第二次战争，但其结果却促使双方都意识到，将战争作为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这为日后英美关系的转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