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运动中的海军建设，除了引进新式的军舰大炮之外，还在海军的编制、体制、管理、纪律、训练和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特别是标志性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具有了近代西方海军的色彩，反映了晚清军事改革的进步。但是几乎同时期，日本进行了一场改革——明治维新。起跑线差不多，改革目的和措施也差不多的中日两国，甲午一役，却留给了我们惨痛教训以及太多的思考。
    海军作家黄传会、张帆，长期潜心研究中国海军史。他们对海军历史的发现和思考，特别是有关北洋海军的研究内容，给人以新的视角和启迪。以下选取他们作品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如果，允许我们用比较粗疏的目光回看历史，那么，1877年3月31日“济安”号轮船的那次远航，真的很容易就会被忽略或者遗忘。但是，历史这东西，总归存于细节中。要忽略和遗忘，也难。
    17年后，“济安”轮上的那些“乘客”，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系在同一块燃烧的甲板上，他们战斗，牺牲，血洒海疆，成为甲午年那场民族大灾难中最值得尊敬与记忆的海军军人，成为中国历史命运最复杂、最悲情、最难以言说的海军军官群体。
    而这一切，真的开始于那次不该被遗忘的远航。
    起航在早春
    1877年3月31日。早春的福州城。
    “济安”轮终于鸣响了汽笛。甲板上，几十双年轻的眼睛中涌动着兴奋的波光——中国海军第一批赴欧洲学习的海军留学生们，终于在这一天踏上了久已盼望的航程。
    这些年轻人已经在福建船政的前、后学堂接受了多年系统的海军军事教育。今天，他们将告别熟悉的马尾港，跨越近两个月的漫漫海途，直达欧洲。
    这些年轻人行前脱下了福建船政学堂的制服，换上了新做的青衣小帽的便装。也许他们的肩头尚不够强壮，但他们将肩负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海防重任。他们有理由为此而兴奋异常。而也只有在一百多年后，人们才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
    当然，135年后的今天，这次远航还是被很多人误记误读，以致错谬百出。有的书上，笼统地说这些中国海军留学生“一步登天，敲开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大门”。其实，真实情况远非如此。海军留学生们在香港就分了手，学习军舰驾驶的福建船政后学堂学生，当时有个怪名称，叫“驾驶学生”，即刘步蟾、林泰曾等12人，他们乘船直达英国抱士穆德；学习造船的叫“制造学生”，即福建船政前学堂的12人，加上先期出洋的魏瀚、陈兆翱以及8名“艺徒”，共22人，去了法国。
    刘步蟾他们这批“驾驶学生”一到英国，迎头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有“在校外国学生不得超过20%”的规定，所以他们12人不能一起进校学习。由于刘步蟾、林泰曾，早先就曾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过军事，这次便和蒋超英一起，直接前往英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实习，刘在“马那杜”号、林在“博来克珀林”号，蒋在“狄芬士”号，都是铁甲舰，都“享受军官伙食和床位待遇”。剩下的9人等了4个多月，参加了一次考试，结果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珪、何心川顺利地“过了关”；而后来以翻译介绍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西方启蒙思想著作著称的严宗光（严复），开始考试成绩并不好，是后来经过努力才过关的。至于最终落选的黄建勋，则转登英西印度舰队的“伯洛尔芬”号铁甲舰，赴百慕大实习；林颖启、江懋祉上了英大西洋舰队的“爱勤考特”号铁甲舰实习。
    “制造学生”们的留学经历更复杂。他们是晚些时候到达法国最古老的港口城市马赛的。据法国学者巴斯蒂记载：“有4名学生被允许作为正规生进入瑟堡船舶工程学校学习，5名学生进入土伦下士官学校，其中4名学生为了进一步熟练掌握船体制造和金属延压技术，又到勒克勒佐•舒奈达工厂去实习。另1名被送到圣艾蒂安矿山学校，后又转入巴黎矿山学校。”
    当时有个说法，称“习英学者可期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期为良工”。这支“中国海军留学大军”，所学内容除舰船指挥、海军战术及炮垒、军火、水雷外，还包括“船身制造”、“炮械制造”、“矿业采炼”等，可谓“良将”、“良工”，兼而育之。
    年轻，就是资本。1877年，除了监督李凤苞和随员马建忠超过了30岁，他们大多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最小的萨镇冰，刚刚18岁。就这样，在遥远欧洲，他们成了19世纪中国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冲劲儿、也是最接近希望的一群人。而他们走出国门的过程，却比他们自身要复杂、沉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