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很清晰。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日本民众的那次广播，名为“终战诏书”，其中称：“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各拘尽最善；战局必无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利我。”没有一句话谈到“投降”，只是说战争进行到现在，虽然士兵、官员和民众都很努力，不过局面对日本不利，所以决定终止战争。对多年的侵华战争，“诏书”中更是不置一词。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从东京审判到宪法第九条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
    众所周知，战后同盟国主要在日本东京、德国纽伦堡两地审判二战甲级战犯，现在这两个法庭原址都保留了下来。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日本防卫省(职能类似国防部，主管自卫队)内，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看；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则成为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展览馆，2013年笔者到那去参观，已临近下班时间了，解说员还是很耐心地等着我们看完。从这一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对战后审判的态度的微妙差异。
    战后的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前后历时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一共12个国家参与，开庭818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8000多份证据，英文审判记录484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2013年6月，中国国内影印出版了80卷本英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底，又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部分，共50册，厚约3万页。
    起诉日本战犯有三个罪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东京审判主要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反和平罪，即战前及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部高官共同谋议发动战争的罪行。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对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挥官)、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反人道罪的实际执行者)的审判法庭，中国就设有10个。
    对甲乙丙(或ABC)三级战争罪行的追究，尤其是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战后的基本政治走向。
    在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国内对开战与否是有不同声音的，但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意却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这与战时日本严格控制国内舆论，大肆宣扬战争的“正当性”直接相关。直到战后，很多日本人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由此引起更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思考，影响持续到现在，使得抵制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潮流。
    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冲击和伤害，加上日本国民内部的反思，结果就是促成《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起施行)的出台，它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及基本人权的尊重。其核心精神特别体现在《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2004年6月，日本反战人士成立了“九条会”，誓言“保卫宪法第九条”，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心声。日本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九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幕后交易的代价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
    回过头来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日本的制裁措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留下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是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后来因东西方“冷战”，一度长期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日本则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一开始也考虑过由同盟国共同占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各种原因，并未参与。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出现了几处较大的争议。首先，就是对战犯起诉的罪名。一共25名甲级战犯被判定犯了反和平罪，但反人道罪未得到严格追究，如征用劳工问题，性暴力与慰安妇问题，还有细菌战、化学战问题等等，实际上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细菌战(又称生物战)为国际法所禁止，战后美国曾派专人调查，发现日本的细菌战水平很高，因为他们战时能残忍地使用人类活体做试验，于是美方找到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达成私下交易，石井把所有相关资料移交给美方，美方对其罪行不予深究。
    第二，化学战(即毒气战)是另一种情况，日本的化学战水平其实不高，技术上完全模仿欧洲，美国人觉得如果公开审理日本此项罪行，美国自己更高端的化学武器也就没法再用了。于是，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东京审判庭检察长发去电报，然后化学战罪行也不审了。
    总而言之，上述战争罪行没有得到真正追究，都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所作的战后处置相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东京审判免除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一般认为战争主要责任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首相、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日本天皇没有实权，只是国家的象征，但二战前和战时的天皇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实际权力，与整个战争进程密切相关。有一本书很有名，叫《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官方组织人类学学者调查研究写出来的报告，其主旨为了解日本国情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以便战后更好地管理。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地位极高，如果能借此来实施战后统治，可以大大减少盟军特别是美国军人的危险和伤亡，占领日本付出的代价会相对较少。依据该报告的建议，美国最终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转而给东条英机“做工作”，要求他承担所有主要罪名。
    日本投降后，东条被盟军抓捕前自杀未遂。在东京审判的一次庭审时，他无意中提到：战时天皇地位非常高，我们都要尊重他的决断。后来审判方马上传话，让他不能这么讲，于是东条就把责任全部揽了下来。
    战后不久，裕仁天皇通过手下亲信组织撰写了一份《昭和天皇独白录》，重点是为自己辩护，声称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实际政治运作中，天皇只能同意政府的决定。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只做过两个重要决断，其中之一就是“圣断”终战。
    经过一番交易和权衡，最后的结论是：天皇对战争无责任。但这个结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如果战争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天皇都不必负责任，那谁还有责任？
    以上种种，都说明由于美国在战后全面控制了日本，又很大程度上操纵了东京审判，留下许多消极因素，既模糊了日本人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也为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留下操作空间继续宣扬其顽固观点——即不是日本错误地发动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战争，而是日本迫于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才不得不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日本主流民意何在？
    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意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不断在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的。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确实存在灰色地带，但人们又往往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以为日本国内右翼的激进言论，完全主导了当今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
    其实，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意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不断在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的。
    战后不久，由日本皇族牵头，曾发起所谓“一亿人的忏悔”活动，忏悔的主题是：日本为什么会打败仗？日本人在哪些方面努力得不够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这等于完全否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并不是真正的忏悔。
    二战之前，日本国内反战呼声最强烈的是日本共产党。战争期间，日共主要领导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战后才获释出狱。这些领导人因为反战上的先知先觉，又为此坐过牢吃过苦，社会声望一度非常高，他们很快识破了皇族发起“一亿人的忏悔”的真正意图，率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他们指出，真正必须忏悔的是日本军部和政府高层，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日共的呼吁，唤起一部分日本民众重新思考战争责任何在，把矛头指向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该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日本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自身丧失了自主性，反而参与鼓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反思，认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应是“悔恨的共同体”。
    这些反思固然是进步变化的表现，但也存在明显缺失：他们是把自己和全体日本国民放在“战争受害者”的地位上，所以要反对战争，却忽视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角色应负的更重要的责任。
    战时，绝大多数的日本平民在日本国内报纸上，只能看到“皇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根本不清楚战争的实际情况，更看不见日军所到之处对别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现在日本国内出版了一批图片集，上面都盖有“不许可”的大印，那就是当年不同程度披露日军罪行，但送审时均被封杀的媒体报道。
    中国人大概早在中小学阶段就会逐步了解日本侵华的历史及其制造的种种暴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到日本去时，接触到的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很多人说不久前才得知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犯下严重侵略罪行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所处的舆论和公共教育环境，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日本老人越来越少了，80岁以下的人，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印象。
    日本国内最早出现对“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反省，是20世纪60年代末反越战运动高潮期间。当时日本国内跟世界各地一样，反战和平运动此起彼伏，一些积极参与反战活动的日本人意识到，美国如今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跟日本当年在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不也如出一辙吗？因此，那时候部分日本民众开始更深入的反思。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的交往逐步频繁，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大量罪行，陆续为日本民间社会所知晓。1975年，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出版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国内战争认识思潮的变化特点。
    从皇族发起的“一亿人的忏悔”，到因战争受害而追究军部及政府高层责任，到“悔恨共同体”，再到“加害者意识”的产生，这就是战后数十年来，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四个变化阶段。
    从大局上说，如果没有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社会的上述种种进步和变化，很难想象中日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签订和平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时也很难想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官方能作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等明确的表述。
    20年前，即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年“终战纪念日”谈话，即有名的“村山谈话”。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并“对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诚恳表态，得到了中国、韩国等主要战争受害国，以及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人士和民众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