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初变革服饰的新角度与女服流行趋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从许多新的角度，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
    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做法。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做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绳索。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这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12）。妇女要求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秋瑾希望从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13）
    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戊戌维新时投入妇女解放运动。1909年她在香港组织了“中国复古女服会”，该会宗旨是研究改进女子服装，推进女界文明。该会要求会员每年设计新装一套，立志“损益中外古今”之服装，为全国妇女设计出一种“美善”的标准服。她们还准备自设公司，出售推广新服装（14）。
    由于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人们注重服饰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同时，开始注意服饰的科学性。《新女界杂志》介绍说：“选择衣服要从种种方面着眼。比方气候、年龄、身份、职业、用途都不可不注意的”。“冬天最好用绀黑及各种浓色的东西，因为他能吸收日光，格外暖和，夏天最好用白地、白茶、浅黄各淡色的东西，因为他能反射日光。”（15）《神州女报》等杂志上也多有类似的宣传。这些宣传在今天看来是最一般的常识，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十分新鲜的。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机器纺织品的大量出现，也促使女子服饰发生变化。自洋纱洋布倾销以后，人民羡其质细而价廉，乃大量采用。不仅城市地区用之，乡区亦多用之。城市且多用丝麻质料，时髦“少年尚有服毛织洋装者”（16）。这可看作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服饰改革的推动。
    中国传统的女子服饰，在20世纪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有人回忆：“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往时袖宽至尺三四寸，或至尺有六寸，至是裁及数寸。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17）。这时期，衣服以窄瘦为时髦。京华百二竹枝词注曰：“近今新式衣服，窄几缠身，长能覆足，袖仅容臂，偶然一蹲，动至绽裂，或谓是慕西服而为此者”（18）。由于衣袖变短，兴起了手套、手笼。满身镶滚、遍体栏杆的多重花边渐少，时兴的是不镶边或仅镶若韮菜叶宽的一窄条。旗袍上的大挽袖，变成了平袖。
    如果说上述变化尚属女子服饰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变，那么20世纪初女子服饰几个新的趋向，则更加引人注目。
    其一，女尚男装。一批妇女解放的追求者，为一扫女性柔弱之气，纷纷着男装。1903年秋瑾旅居北京时，曾登门拜访了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弟妻繁子。繁子这样描述秋瑾：“修长的身材有点向前弯，头上是浓厚的密发。穿着西式男装，横戴着的黑色鸭舌帽掩盖了半个耳朵。蓝色的中世纪西装，背心显得很不合体。因为西装袖子太长，纤细的手只露出一点在袖口外。手中带着一根细手杖。从又肥又大的西服裤下面，可以瞧见茶色的靴子。胸部的领带松松地往下垂”，俨然一“男装的美人”（19）。实际上，后来秋瑾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一直是男装打扮，常穿月白色竹布衫，梳辫着革履，有时穿长袍马褂，直到1907年牺牲前一直未变。当时一些妇女活动家如张竹君等，常西装革履，着男服，为世人瞩目。其意在装束方面扬弃女性服饰打扮，认同男性，以达男女平权。
    不仅一些女权主义者如此，社会上各色妇女亦有人效尤。据载，“光宣之间，沪上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大街上常有妇女披西式男大衣，戴西式猎帽，“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20）。北京闻名一时的肃亲王善耆的大格格保书航，“常越闺范”，女扮男装，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一些青楼女子炫异矜奇，有的也“喜作男儿装束”。沪妓赛月，“冬则狐裘风帽，秋则团扇轻衫”，居然“空心大老官模样”，引得逐臭之夫，趋之若鹜（21）。女扮男装乘坐马车出入于酒楼戏院的记载亦不少见。女尚男装的出发点大不一致，但当时确实成为一种时尚。
    其二，西式服饰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女子的青睐。西方的服饰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被中国人认同。林则徐十分欣赏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制造技术，但对其服饰大不以为然，曾谓“夷服太觉不类”（22）。对于西方女子服饰，一般人更是大惊小怪，嗤之以鼻。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旧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女性，几乎全式东洋服饰。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搜集到三位中国女留学生照片，照片上三个人一律西式连衣裙妆扮。中国大地上也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油、洋车、洋楼，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一时成了时髦的东西，真是“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23）男式西服做为文明装流行的较早，也较快。而西式女装尚未被人接受，即便是青楼女子中也是着者寥寥。妇女中流行的西式服装主要是男式西装、男式大衣和礼帽。流行更广的则是西式皮鞋和东洋发式。此外，眼镜、怀表、洋伞、文明棍、手提包等，亦做为装饰品为时髦女子所钟爱。西式花边，西式钮扣等也流传很快。在公共场合穿流行服装者，一种是着男西装，当时报刊、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登台演讲的女子，多为此类装束；另一种则是头梳东洋髻，身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足登皮鞋的中西合璧式。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中有一位学堂出身的少奶奶，就是这种打扮：“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的辫子拖在背后，男不男，女不女的。”（24）实际上说是中不中、洋不洋的更合适。当时社会上时髦女子的服饰上，多多少少要有点洋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