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以下简称《选择》）一书，系近年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一部颇有影响的新作，于1994年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选择》一书，约十余万字，共分八章，试图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重新诠释梁启超在清末的思想变迁及意义。据作者在该书《自序》所云，本研究只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整体计划的一个初步成果，作者希望探索的根本问题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思想界的整体状况，或者说当时思想的光谱，梁氏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端。该书对梁启超思想所作的讨论，的确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意图。
    在该书第一章“导论”中，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如何修改自身的文化传统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光谱，其中有两个较重要的不同倾向，在光谱的一端比较强调渐进革新，而光谱的另一端则比较强调激烈变革，清末民初之时这两者分别以改革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为代表。黄先生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可以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Mortzger）所提出的“转化”（transformativeapproach ）和“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分析架构来概括。转化类型接近于西方宗教史上的“宗教派”（sect type ）和钱穆所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经术派”，他们主张以一套高远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世界，以达到全面改革社会弊端的目的，他们多以为历史有两个阶段，一为完全成功的将来或当代的欧美社会，一为彻底失败的当代中国，而历史上成功的例子使他们对理想的实现总持乐观态度，近代中国的革命派就属于此一类型。调适类型则接近于西方宗教史上的“教会型”（church type ）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史学派”，他们不只看理想而不顾现实，主张小规模的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改革，反对不切实际的全面变革，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派就属于此一类型。
    根据转化与调适这一分析架构，作者对以往海内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认为以往的研究被框在一个所谓的“革命典范”的研究取向之内，肯定转化而贬低调适，直至8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才有所转变，愈来愈多的学人开始肯定调适取向。作者称8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种由“肯定革命”到“推崇改革”的转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一种典范性的转变（paradigmatic change）， 它使学者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检讨许多清末以来的史事。（注：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0），1994年，第13页。）而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改革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该书的研究对象。
    该书的第二章开始具体进入对梁启超思想的探讨。在这一章里，作者着重讨论1902-1903年间梁所撰《新民说》的创作背景和影响，指出梁氏的《新民说》首先是清末十年间以“开民智”和“新民德”为目的的启蒙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梁当时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戊戌变法和勤王运动的失败使梁深刻地认识到以宣传来启发民智的重要性。其次， 它与中国传统“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的思想模式，亦即林毓生所说的“藉思想、 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有着思想渊源关系。再者，梁流亡海外后所接触到的西方和日本的观念，也对他撰写此文产生重要影响。关于《新民说》在思想界的影响，作者认为，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梁氏在《新民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缺点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优点的宣传是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新民说》中所蕴含着的保守和调适的主张没有受到重视。但作者以为，正是《新民说》体现的后一部分的思想是“深具价值而值得作详细的研究”（注：《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60页。）。
    在该书的第三、四、五、六四章中，黄先生分别从目标、知识、现实世界（包括宇宙、人性、中西历史和现实困境及希望）与达成目标的方法等四个方面，重新解读《新民说》。他认为，梁追求的目标是从历史之中引申出来的实际理想，他认识到历史是一个善恶交杂的过程，人性也有为善作恶的两种趋向，因此人类只能在不完美的世界之中力求改善，目标不能过于高远。在群己关系上，梁氏一方面重视个人尊严，另一方面又希望达到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而非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社会。梁对知识的看法虽有一部分悲观的成分，但整体来说他和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一样倾向“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知识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是个人直接取得，二是间接得自中西圣哲或民间俗语等。就知识的分类而言，他以为可分为德与智两类，德指道德知识，智则包括历史、科学与哲学等。因此，梁氏既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达尔文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为了达到目标，不但要吸收西方科学与其它知识以提升民智，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要依靠传统学术以培养民德”。（注：《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第105页。）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上，梁对人性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有“幽暗意识”，对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有深刻的体认，但同时梁对人性又不完全悲观，中国传统人人可以成圣的观点至少有一部分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在历史观上，梁并不限于达尔文主义，他认为影响历史演变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包括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与历史的潮流。对于西方和日本的历史发展，梁虽然认为西方历史也有黑暗时代，日本在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提升两方面没有与政治的进步相呼应，但他对西方和日本的了解，总的来说充满理想化的倾向，从而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缺陷和中国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对中国传统，梁虽然不完全只注意到缺点，也看到一些长处，但整体来说他认为中国传统是每况愈下，相对于西洋文化对人性的提升，中国文化越来越局限于人性的弱点。对于中国当前的困境和希望的渊源，梁认为外患并不是造成中国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民德民智民力存在问题，因此中国希望的源泉也就在德智力三方面努力，亦即他所说的新民。对于实现新民这一目标的方法，梁访美以前倾向以激烈方法彻底破坏一切阻碍，再以一套新的道德观念改造全体国民；访美之后则开始支持保守、渐进的调适主张，不再强调直接新民，转而重视儒家式的个人修身，主张透过精英分子形成的“中等社会”作为改革的先导，并反对滥用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