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徬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一
    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
    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
    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政治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